我的父亲母亲 | 人文天地

我的父亲母亲

——纪念父亲为党捐躯80周年、母亲逝世45周年

苏曼华

一、记者的问题让我深感愧对双亲

2023年11月2日，是沈阳解放75周年纪念日。沈阳电视台播出了专题片《革命烈士宋小坡——闹市勇潜伏 热血洒天山》，第二天辽宁电视台转播。之前，我应邀参与了拍摄。记者除了请我讲述父亲的革命经历以外，还问到了我的母亲。

母亲名叫王树为，1932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是全系仅有的几个女生之一。如果她不跟我父亲结婚，可以成为中国的女外交官。但是，1935年父亲被党派往新疆工作，母亲抛下了即将完成的学业，离别了年迈的爹娘，舍弃了在北平安置的小家，跟父亲一起远走新疆……

记者说：“两位老前辈的人生那样精彩，足可以写一部大书。您是一位作家，为父母写过书吗？”

这个问题令我汗颜！我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应杂志社约稿，为父亲写了散文《中街引起的怀念》；在母亲去世10周年写了《梦萦晖山》，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很久以来，我想为父母写一本书却迟迟没有行动。讲好父亲母亲的故事，为党史建设提供生动具体的内容，为赓续红色基因贡献一份力量，我责无旁贷。只是现实生活太过精彩，总有让我深深感动、或深受震撼的素材将我紧紧攫住，令我心不能旁骛。而父母的故事、自家的素材，它就在那里，我以为什么时候写都不晚。去年我80岁忽然警醒：我已从事文学创作60年，写过许多别的人、别的事，却唯独没有好好地写一写父母，真是愧对双亲啊！

父亲为党捐躯时，我才1岁。我对父亲的了解，来源于母亲的讲述；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还健在的父亲的战友和朋友们的回忆；来源于党史研究者和东北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们发表在《辽宁党史人物传》、《党史纵横》杂志、《东北现代文学史料》、《赵尚志传》、《新疆文史资料》、沈阳网……以及各级党报党刊上的许多文章。我的短板是太缺少感性认识了！为了弥补短板，去年我沿着父母80多年前的足迹走了一遍。收获很大，但成书尚需时日，先以此文纪念父亲为党捐躯80周年和母亲逝世45周年。

二、1926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亲宋小坡，1904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小北河乡小北河村。

那是个离太子河很近的村庄。父亲家境贫寒，六七岁就下地干活儿。九岁那年，被同村的富户薛家选中，雇他照料一匹受了内伤的马。那是一匹枣红马，脾气十分暴躁，但对小马倌却很温柔。马倌也尽心竭力地照料它、陪伴它，给它喂药、洗澡、带它遛弯儿……小北河村里有一间私塾。当私塾里传出琅琅读书声时，马倌和枣红马常常羡慕地站在窗外。

父亲似乎天生与马有缘。他跟枣红马日日相伴的那段时光，是他童年最快乐的日子。他天天与马亲近，善于跟马沟通。十多年后，他的姻缘由一匹马制造了车祸而促成。二十多年后，他能在刑场上飞身夺马，策马狂奔，死里逃生，毫不牵强地说，那根源可以追溯到童年的马倌生涯。

几个月后枣红马康复了。马倌缠着爸妈，要读书。第二年，10岁的孩子进了私塾。

1919年父亲15岁，经亲戚介绍，到奉天（今沈阳）中街大德生药房作学徒。中街是当年奉天最热闹繁华的商业街。大德生卖中药，其规模在当时可算中上等。药房门市是两层楼房，楼房后面有个不小的院子，院里的平房是仓库和员工宿舍。楼房临街，马路对过的院子是大德生药房附设的中医门诊部。

父亲来到这里，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时值“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地。懵懂无知的少年受到强烈的震撼，革命的道理如醍醐灌顶，从此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宋小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述父亲的历史，母亲是知道的。关于父亲的事，母亲已倾尽所有都告诉了我。但是母亲不知道的许多事，后来我知道了。

三、程蒂炳向蔡和森汇报，盛赞宋小坡

1995年3月，资深的党史研究者李树基老师找到我。他写了一篇文章让我过目，并希望得到文章主人公的照片。我接过手稿，题目赫然：《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原来他写的是我父亲。

我哭着看完了全文。非常感谢李老师！他以简练生动的文字，书写了先父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人生。他的文章中有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当然也是母亲不知道的。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一下子丰满鲜活了许多。我征得了他的同意，以后我写父亲的时候，可以使用他的文章（简称“李文”）中叙述的史实。以下，我摘录一些李文的片段：

“1926年，已作了大德生药房药剂士兼门诊部医生的宋小坡由奉天党支部书记吴晓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他任中共满洲（东北三省当时统称为‘满洲’）省委交通员，并为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做组织联络工作。

“1927年9月，中共中央巡视员蔡和森派共产党员程蒂炳到沟帮子，听取李华灿关于沟帮子党支部的工作汇报。当时奉天党组织派宋小坡负责接送保卫程蒂炳。事后程蒂炳向蔡和森汇报时，盛赞小坡沉稳、机警，山崩于前不变色，海啸于后不变声！是一位非凡的地下交通员。……”

近年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开馆了，我才明白当年“沟帮子之行”的意义——沟帮子是个小镇，是京奉（北京至奉天）铁路线上重要的交通枢纽。1924年，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成立，这是辽宁最早的中共党支部。后来向程蒂炳汇报工作的李华灿时任支部组织委员。铁路支部成立后，发动了多起罢工，因而遭到反动势力的仇恨。可以想见，1927年9月，父亲护送程蒂炳到沟帮子的全过程必然险象环生。

程蒂炳的沟帮子之行，体现了党中央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重视。90多年后，纪念馆展板上记载着：“1927年9月，中共中央巡视员蔡和森派共产党员程蒂炳到沟帮子，听取李华灿关于沟帮子党支部的工作汇报。奉天党组织派宋小坡负责接送保卫程蒂炳。”

李树基的文章《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1995年5月26日由辽宁日报加了编者按全文发表。我翻印了父母的结婚照，送给李老师一张，也刊登于该报。

四、大德生药房的小学徒成为新经理

清朝诗人丁介的七律《出塞》，其中两句是：

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我不知道我家祖上，是否有流落到塞北的南国佳人，或是被发配到辽阳的中原名士？但我知道父亲的基因一定很优秀。他非常聪明。他的文化底子只有五年私塾，15岁进入大德生药房当学徒，两年以后，老板又让药房附设门诊部的老中医刘明哲收他为徒。

1926年是父亲的转运之年。年初老板宣布：宋小坡出徒，即日起任药剂士；春节过后，刘明哲也宣布：宋小坡出徒，可以独立行医了。那年父亲22岁。太子河畔的牧马少年，在离开家乡七年之后，成为了知识分子。

大德生员工众多，一些老人儿还记得当年那个衣着寒酸的半大小子，每天倒尿桶、刷痰盂、跑腿、干苦力、给大家打杂……这才几年功夫，这小子居然当上了药剂士！紧接着还成了宋大夫！穿上了长袍马褂，人模狗样的了！不少人气得牙痒，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

老板不动声色地观察这个年轻人。年轻人背对着滔滔议论和嘲讽，没有向老板告状，没有作任何回应。

当时奉天市政公所每年对药剂士有一次严格的考试，给合格者颁发证书；奉天医士公会对中医师也有严苛的考核，给合格者发文，批准独立行医。但是很多药剂士和中医师满足于老板的认可，只要能挣钱吃饭养家就行了，谁去参加市里的考试、考核呀？万一考砸了咋办！

父亲却主动报名参加，于1927年11月领取到了奉天市政公所颁发的药剂士证书。不久，奉天医士公会也发布了批准宋小坡独立行医的文书。所有人都闭了嘴。大德生药房，安静了。

1928年，宋小坡被任命为大德生药房的经理。时年24岁。

五、《关外》是我党在满洲的第一个文学刊物

1981年8月，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吉有先生，为了编撰《东北现代文学史》一书，需要了解文学刊物《关外》的情况，他通过老同学的介绍找到了我。

母亲给我讲过《关外》的事情。我告诉王吉有：

《关外》是我父亲奉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于1928年8月创办的，父亲担任主编。这是共产党在满洲创办的第一个文学刊物，办刊的宗旨是反帝反封建，提倡“普罗文学”，进而用文学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启蒙。《关外》刊登进步小说、诗歌、革命文艺理论，介绍苏俄文学作品。为了能够公开发行，还得带点“灰色”，否则难以存活。

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奉天中街大德生药房的经理。他的秘密身份：一个是《关外》的主编；另一个是中共满洲省委交通站的负责人。《关外》编辑部和省委交通站都设在大德生药房里……

王吉有说：“我也有一些《关外》的资料。我得把从各个渠道得到的资料互相比对、印证，去伪存真，最后认定一种最准确的说法。今天见到了《关外》主编的女儿，并且听你亲口介绍了情况，这趟锦州我没白来！”

那时我在锦州市文联工作。王吉有回沈阳后，陆续寄来一些资料。1981年辽宁还没有普及复印机，那些资料有的是手抄件；有的是翻拍的照片，令我深受感动。他们文研所编印了《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一辑发表了《东北现代文学史初步调查综述》，其中写道：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关内的革命势力逐渐伸入东北，新文艺在东北的领域也随之扩大。当时成立了‘关外社’，有宋小坡、张弓等人。‘关外社’出版的《关外》，宋小坡主编。《关外》代表了一九二八年新文艺运动。

“当时有人评价《关外》，是真正向新文艺迈进的主力军。《关外》在介绍文学理论方面非常得力。特别是第十七期《关外》，内容鲜明地高举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指引着文艺的走向和途径，因此，被迫停刊。”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资历最深、影响最大的老作家马加前辈在《关外》杂志运行期间，正在东北大学预科读书。几十年后他在一篇谈“九·一八”前沈阳文艺发展情况的文章中写道：

“《关外》是我们党领导的进步文学刊物，在青年学生中间影响很大。” ……

我为父亲骄傲！那时他刚刚成为大德生药房的经理，要边干边摸索怎样当经理；却又接下了创办《关外》的重任！他只读过五年私塾，可以想见，为了不负党的重托，他必须极度苛待自己，必须拼命恶补学识……硬是带领着团队把《关外》办成了“在青年学生中间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

2022年7月1日，沈阳日报推出了庆祝建党101周年大型特刊《支部密码》。第一章占了一整版，题为“播火者”，讲述了中共奉天支部诞生的经过，缅怀了两位早期党员。一位是任国桢：中共奉天支部第一任书记；另一位是 宋小坡：《关外》杂志的主编。

六、高崇民先生给母亲改名王树为

我的母亲王树为1909年生于奉天城西大榆树堡（pu）。她在家乡时名叫“凤贞”。母亲家非常贫穷。她小小年纪就到奉天城内她的姑母、我的姑姥姥家里，处于半是亲戚半是仆人的地位，全家所有人的衣服和鞋子都由她做，换得的是可以上学，给她的表妹作“陪读”。

我的姑姥爷是奉天铁岭道福海客栈的老板，脾气极坏。母亲放学后得先干活儿；得替表妹做作业；等别人都睡了她才能做自己的功课。而这时姑姥爷常常起来摔了油灯，边骂边撕了她的书和本子。母亲倔犟地哭着，读着，写着，每学期都考全班第一，每学期都获得学校免收学杂费的奖励。就这样读到了初中毕业。那是1928年，她19岁。

母亲报考了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并且一举考中！师范学校学杂费全免，学生都可以住校，还发伙食费。母亲当然选择了住校。

高崇民先生时任该校国文教员。他学问好、思想观念新，谈笑间振聋发聩。一次自修时间，他来检查学生的听课笔记。先生坐在前面翻看笔记，把王凤贞叫了过去。

高先生说：“你名字里这个‘凤’字（繁体字），笔画多，不好写，你总是把它写得很大很丑。你自己改个名字吧。”

王凤贞高兴地说：“我自己可以改名字？太好了！……可是，可是我……您给我起个名字吧！”

全班同学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时都帮着王凤贞说：“高先生您给起个名字吧！”

高先生点点头，对王凤贞、也是对全班同学说：“你们既然上了师范学校，就要准备将来为国育才、为社会出力。所以你们不能只有小女子的情怀。你们要和男人一样，要立志有一番作为！王凤贞，你就叫……王 树 为，树立一番作为，怎么样？”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从此，奉天女师学生王树为，人生有了目标，整个人都变得朝气蓬勃、活泼开朗了。

七、大白马制造了车祸也制造幸福

总听说“天有不测风云”。1929年初夏，那不测的风云真来了。那天姑姥爷的朋友儿子结婚，老两口坐着自家的马车去喝喜酒。本来天气晴好，不料回程时老天突然黑了脸，走到半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几个炸雷让驾车的白马受了惊吓，发疯一般狂奔起来，姑姥爷和姑姥姥都被甩出了车外。车把式（赶车的人）死命拽住缰绳，足足跑出了好几里地，那畜牲才渐渐平复下来。车子跑散架了，车把式也受了伤。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跪到路中间拦住行人求援：请人去铁岭道福海客栈，让家里赶快来人。

那次车祸姑姥爷摔断了一条腿，正骨大夫给接上了，但后来走路总有些跛脚。姑姥姥被甩出车摔昏迷了，在雨地里躺了很长时间，受凉太深瘫痪了。请了大德生药房的宋大夫来治，小半年才逐渐好转。母亲没等别人说话，自己办了休学手续。遇上事儿了，照料姑妈、姑父和表妹、表弟，她责无旁贷。

那段时间宋大夫成了福海客栈的常客。老板娘需要每天针灸，宋大夫就每天都到福海客栈来。宋大夫跟着下人们叫，称主事的女子“王姑娘”。宋大夫和王姑娘天天见面，不可避免地熟悉起来。

王姑娘虽然休学了，可是经常回学校打听各科课程的进度，再回家自学。一天，她在学校遇到了高崇民先生。高先生给她简明扼要地补了课，又送给她一本文学月刊《关外》。

王姑娘被《关外》深深地吸引住了。第二天宋大夫来了，她还在看《关外》。宋大夫笑笑，没说话，后来送给王姑娘从创刊号到1929年第6期共11本《关外》。

那年宋大夫25岁，王姑娘20岁。同样是贫苦出身，同样是上进狂魔，同样新式青年，同样胸怀家国……他们在最好的年纪相遇，不谈恋爱天理不容啊！到了1929年年底，经组织批准，他们订婚了，并且计划明年（1930）暑假结婚。

八、1930年4月父亲与赵尚志同案被捕

两位老人的伤、病都快痊愈了，母亲回校参加了期末考试。各科都及格，于是回到了原来的班级。岁月似乎静好。母亲还不知道，爱上一个共产党员是多么危险的事。

那时，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关外》1930年2月被反动当局查封。4月12日，奉天地下党的一次“飞行集会”又使满洲省委遭到了重创。赵俊清著《赵尚志传》中，记述了这一事件：

“4月12日当晚，赵尚志、杜兰亭、陈尚哲在会场被捕。由于杜兰亭、陈尚哲无耻叛变……宪兵侦缉队按其所供，仅在三四天内即将党团省委同志及反帝大同盟会员32人逮捕。他们之中主要的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省委组织部部长丁君羊、共青团省委书记饶漱石、省委交通站负责人宋小坡、省委组织部秘书郭任民……等。”

母亲得到消息，想起两个月前，父亲曾带她去见好朋友徐仲航。他俩是辽阳老乡，徐年长4岁。二人入党都很早，绝对是同志加兄弟。父亲让母亲和徐仲航互相交换了地址，对徐说：“以后，万一树为跟我联系不上了，她就来找你，你要尽力帮她。”

母亲有些生气，问：“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怎么能跟你联系不上？为什么？”

父亲不答。徐仲航郑重地点了头。现在母亲明白了：那时父亲已预感到了危险。此刻她该去找徐仲航。

大逮捕时幸免于难的几位省委委员担起了领导职责，他们已经在寻找被捕的同志们。徐仲航保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父亲和同志们先被关押在侦缉处拘留所，后来转到了奉天第一监狱。除了两个叛徒以外，其他人都受到了严刑拷打，也都经受住了考验。他们始终保守党的机密。努力做看守的工作，终于争取了一名看守为他们传递消息……

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炮轰我国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监狱里十分混乱。父亲要那个看守乘机烧掉了他们的案卷。日寇接管后无卷可查，狱外党组织又多方营救，到这年年底，同志们都陆续出狱了。

九、父亲为游击队偷运军火，刑场上死里逃生

“‘九一八’第二天，树为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北平。前几天来了一封信，她在北平有工作了，当了中学教员。她说寒假不回来了，要考大学。还说一旦有了你的消息，让我马上告诉她。”徐仲航边说边把信交给父亲。

父亲没有急于跟母亲联系。他按组织意见，进入伪沈阳县公署当了建设课课长。然后介绍好友李笛晨进建设课当了课员。他们利用合法身份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暑假，母亲回到了沈阳。那时她已是国立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的学生。她和父亲两年多没见面了，他们苦苦地思念着对方。终于重逢了，当然要结婚。

父母婚后不久，李笛晨散发反日传单被日本宪兵发现，他巧妙地逃脱了。但父亲是李笛晨的“保人”，受到牵连。他设法摆脱敌人的跟踪，急忙回家通知母亲立即离开。两人抛弃了刚刚建起的小家，母亲当天回了北平，父亲到党内同志郭尊三家暂住，等待组织安排。

两个月后，党组织决定父亲去北满（当时黑龙江省及周边地区称为“北满”）配合赵尚志抗日，为游击队搞军火。父亲与赵尚志1930年4月同案被捕，一起度过了近两年的铁窗岁月，成为在狱中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父亲深知未来的工作是完全陌生的，而且必定更加危险和艰辛。但他服从组织决定，投笔从戎，去开辟敌营之中的战场。

父亲到北满后，打入伪军北满山林警备队，驻地在乌吉密、蚂蜒河、珠河（现尚志市）一带。父亲历任参谋、副官、机枪连连长。他广交朋友，潜移默化地做伪军的思想工作。后来乌吉密伪军与赵尚志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建立了十分微妙的关系：双方经常遭遇，都朝天开枪，人员基本没有伤亡，战斗大都以伪军扔下一堆军火后撤退而结束。父亲还想了许多办法接济赵尚志的队伍，譬如把子弹装入粮食口袋，子弹和粮食混在一起，以给另一驻地的伪军送粮为名，让农民赶着大车公然拉走，但每一次都被游击队半路“截和”……

枪支弹药非正常地快速减少，肯定要引起日本人的注意。1935年春，父亲偷运军火事发。他当机立断拉出机枪连起义，去投奔赵尚志。后面骑兵追来，一连人边打边走，情况十分危急。父亲为了让全连脱险，自己留下断后，弹尽被捕。

父亲被押回山林警备队。团长张子杰暴跳如雷，下令立即枪决。临刑时，父亲将钱、表等物分赠大家，乘人不备，飞身跳上一个副官牵在旁边的一匹马，疾驰而去。众人一时都愣住，稍后反应过来，枪声大作，但多半是做样子。父亲就这样在刑场上死里逃生。

十、天山脚下埋忠骨，壮士一去不复还

父亲逃进山里后，用马和一户农民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徒步走到哈尔滨。哈市到处都贴了通缉令捉拿宋小坡。他不能多停留，在朋友吴力兵的帮助下，化装乘火车去了北平。

尽管父亲是逃亡而来，母亲也非常高兴，毕竟是团聚了啊！那时母亲一边在惠中女子中学教书；一边在北大读书，明年就大学毕业了。他们租了一户房子，安下了小家。不久，父亲在西长安街的永盛堂药铺当了坐堂医。生活安定下来了。

但是父亲的内心并没有安定。他心心念念的是寻找组织。当时北平虽然还没有沦陷，可是在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定之后，华北门户洞开，北平风雨飘摇，父亲对日寇恨之入骨，对官方的不抵抗主义恨之入骨！他要找到组织，继续抗日！

父亲费尽周折，终于有一天，在奉天会馆，他见到了徐仲航。

后来的事情，李树基在《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文中写道：

“1935年7月，受党派遣，经徐仲航（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务院工作）安排，宋小坡去新疆工作。徐仲航备酒为小坡践行，新中国成立后任吉林省副省长的栗佑文也在座。小坡酷爱京剧，席间引吭高唱：‘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三尺地图一尺剑，我以我血荐轩辕……’第二天黎明，小坡冒着潇潇的雨，携着妻子，乘上了去绥远的汽车，取道内蒙，远走新疆。

“宋小坡到新疆后，先后任喀什日报社社长、喀什行署主任秘书、喀什区疏勒县县长等职，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秋，盛世才以‘颠覆新疆政权’的罪名将宋小坡、王树为夫妇逮捕，投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第二监狱，开始了长达8年的铁窗生涯。小坡在狱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1945年，由于我党的强烈要求，宋小坡同志和其他‘政治犯’终于被释放了。可是他的身体由于在狱中受到严重的摧残，出狱不久，就病逝于迪化。”

记得未成年时我问妈妈：“爸爸抱过我吗？爸爸爱我吗？”

妈妈说：“爸爸40岁才有你，你是他的宝贝呀！爸爸走的时候，我抱着他，他抱着你。”

作者简介：

苏曼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一级作家，电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1965年开始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得过一些省级、国家级和国际奖项。现居深圳。

编辑 杨渝嘉 审读 温静 二审 党毅浩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