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6月28日，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已破千万。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结构可能面临怎样的根本性转变？有没有新的解决方案思路？从这次疫情中可以和必须学到什么经验，才能更好地应对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大流行病？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罗汉堂连线四位诺奖经济学得主和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拉尔斯·汉森（Lars Peter Hansen）、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及阿尔文·罗斯（Alvin E. Roth）。四位学者认为，尽管当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断攀升，二次反弹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经济前景扑朔迷离。但如果从过去几个月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各种教训，就能取得进展，并获得应对下一次危机的长期能力。

诺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人类战疫远未结束

“人类对阵新冠病毒的战斗远远没有结束。由于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可能出现较轻病症或无症状，所以仍有大量病例尚未确诊，目前看实际病例数比确诊病例数预计高出5或10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确诊病例往往已经严重到需要进行住院治疗，因此受到的关注更多。但实际上，这两个数字都很重要。轻度和无症状病例具有传染性，掌握这些人群的信息是指定有效遏制疫情对策的关键因素。

“我和罗汉堂共同开发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用全球人流大数据衡量经济收缩度，可以近乎实时地追踪132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展和经济状况。”他说，整体来看，疫情以不同波次袭击全球。

他指出，疫情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和几个东亚国家，他们采取了非常快速果断的措施控制了疫情，经济虽经历了大面积停滞，但时间短暂。第二波爆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的行动较为迟疑，导致病毒在爆发前已在人群中大量传播。这些国家的经济不但收缩幅度较大，且持续时间长，政策制定者必须在重启经济与病毒加速传播的风险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

他称，第三波疫情正在发展之中，深受其害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第三波疫情的模式与第二波类似，但令人担忧的是，疫情在这些贫弱国家难以得到遏制。这意味着，限制人流的措施没有起到作用，或者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非常贫弱，导致隔离措施无法在这些地区实行。

“出乎意料的是，美国一些州和第三波疫情曲线非常相似，经济尚未复苏，新确诊病例增速超过治愈数。这是重启经济操之过急以及民众不遵守甚至放弃隔离政策所导致。”他说，尽管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但这场战役还远未结束。大多数发展国家还未进入平稳恢复期，但他们很可能不得不在病例加速上升的情况下重启经济。

诺奖获得者阿尔文·罗斯：必须更好地解决劳动市场问题

“新冠疫情是人类是社会前所未见之危机，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全新的信息和启示。” 2012年诺奖获得者阿尔文·罗斯指出，如看似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是脆弱的。同样，劳动力市场也产生新的启示，下一次必须更好地处理劳动力市场问题。

他举例说，如看似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是脆弱的，当疫情刚开始爆发时，发达国家的医院都出现了医疗物资和防护装备的大面积短缺。疫情打断了全球供应链，特别是湖北是众多防护设备的制造业基地。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达成了共识，救命的关键物资不应该按市场的价格进行分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就认为：政府应该按市场价格收购这些物资，并按需求紧急程度进行再分配，而不是按支付能力。

同时他认为，政府出台的大量保障就业的措施是有效的，它可以维持雇主与员工之间联系，当疫情结束后，就业就能快速恢复。以科技企业为代表，大量员工利用数字技术远程办公。但负面影响是，传统的寻找新员工的面试和入职培训没有得到更新，企业必需重新设计这些流程。特别是对于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也面临这些挑战。

他说，疫情对劳动市场冲击巨大，美国许多地区提前解除封闭的一个原因是，封锁非常痛苦且代价高昂——几乎扰乱了每个人的正常生活，并大幅增加失业率。然而一项研究表表明，不同地区人口结构和物流情况对隔离政策的实施会有影响。

“如在芝加哥这样人口稠密的城市，只允许必要工人工作的政策可大大降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但在人口更稀少的地方，对死亡率几乎没有影响。地区当局应明智地考虑以上发现。”他说，“下一次，我们必须更好地处理劳动力市场问题。”

诺奖获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减少恐惧，经济才能准备好恢复正常

“很多西方人最开始以为新冠病毒就像SARS和MERS一样在亚洲传播，但之后一个多月才发现，新冠病毒并非大号流感，而疫情已经愈发不可控制。”2016诺奖获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指出，3月初，人们开始用手肘和拳头打招呼，一个月后，封锁、社交隔离和戴口罩政策施行，如今大部分经济已经关闭。

他认为，为遏制病毒而彻底关闭经济似乎有些极端，应更多关注恐惧造成的负影响。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Austan Goolsbee和Chad Syverson（2020）发现，在封锁期间，恐惧是导致人流放缓的主要原因。仅有7%的放缓是由封锁造成，其余大部分是由于恐惧（当然，不能排除其他原因）。

为此，他建议，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减少恐惧上，具体来说，就是减少人们对感染病毒而死亡或受伤的恐惧。将最终目标定位为消除恐惧有助于协调减少恐惧的多种措施，包括政府通过透明和清楚地传达其政策来减少恐惧；帮助民众更多地了解传播途径，从而了解如何避免感染；尝试用检测和跟踪来遏制病毒等等。

他强调说，承认恐惧的关键作用，了解恐惧的来源，并专注于如何减轻恐惧，可能是协调抗击疫情的更有效方式。病毒可能永远不会被消灭，但将恐惧降低到可容忍的水平应该可以实现。只有当恐惧已大幅减少，经济才能准备好恢复正常。

“疫苗可能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在获得疫苗之前，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与病毒共存。”他说，如果有治疗方案和药物能将新冠病毒降至可耐受、无生命威胁的疾病，那会是更现实、更快速和更长期的解决方案。当然，没有理由放弃对疫苗的探索，但应该记住，一个成功的治疗方案可以显著降低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严重病症的风险，也可以大大减少恐惧，并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诺奖获得者拉斯·彼得汉斯：在不确定的海洋上艰难航行

“全球疫情确诊数突破1000万大关，全球各大经济体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面临艰难权衡。”2013年诺奖获得者拉斯·彼得汉斯表示，“虽然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疫情得到控制，但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随着经济重启，日常活动恢复，复发的风险仍在。”

“我们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太少，不确定性巨大。”他说，如何快速有效确定无症状感染者？免疫测试有多可信？确诊病例数量的数据有多大误差？感染了这种疾病并成功战胜它的人免疫力有多持久？何时才能获得疫苗，可靠性如何？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仅让人更难预测疫情的未来走向，也让设计开放经济的“最佳”方法变得困难。审慎的政策必然要在这片“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

他建议，在应对经济与健康之间的权衡之时，多方因素都要考虑进来，单靠流行病学家的知识是不够的。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边做边学的行动学习法是必需的，要不断探索，如何在维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的生产效率。

“今后的几十年，人类如何重构经济、社会和个人交往，我对此拭目以待。”他说，“更重要的是，在如火如荼的抗疫之中，我们也不要忘记，要为未来可能的疫情和危机吸取经验。”

编辑 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