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统计,2023年共监测2.4万个“职业索赔人”发起73万件索赔投诉,其中以食品为由的恶意投诉就有22万起。“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的职业打假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使企业苦不堪言,而且挤占了维权渠道,占用了社会资源。”对此,今年的市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李晓桃提出遏制职业索偿人牟利性“打假”行为的建议,希望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建立“恶意索赔”黑名单,实现跨区域信息共享。
市人大代表李晓桃。
李晓桃表示,“职业索赔人”滥用投诉、复议、诉讼程序,挤占基层执法力量,导致正常消费者维权通道受阻。与此同时,职业索赔行为产生的高频诉讼造成司法系统超负荷运转,个别人员频繁无正当理由撤诉或拒不出庭,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深圳集聚大量电商平台和消费企业,职业索赔行为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她举例说,部分“职业索偿人”专门瞄准产品认证、计量标签等初创企业常见合规薄弱环节,通过批量购买、高额索赔阻断企业成长,严重破坏创新土壤。“此前某职业索偿人,发现强制性认证新规刚实施后,部分初创企业未及时更新产品,经过前期广撒网后,以公司采购名义,购买大量旧规产品,提出高额索赔,对企业前期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李晓桃建议,强化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化监管体系,引入智能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预警并分流恶意案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联合行业协会、电商平台建立“恶意索赔数据池”,提升企业风险防范能力。
在投诉举报处置机制方面,她建议建立异常名录与信用监管,汇总有关信息,实现跨部门共享,将恶意索偿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体系。
在立法与司法协同方面,李晓桃建议明确恶意索赔认定标准,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如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界定“非生活消费目的购买”“短期内高频索赔”等情形,对职业索偿人滥用惩罚性赔偿权力进行限制。推动地方立法,明确敲诈勒索、伪造证据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近年来,职业索赔乱象成为各地两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上海市人大代表陶爱莲同样呼吁立法规范职业索赔乱象,对职业索赔行为进行清晰、明确的界定,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确保对这类行为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打击。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也提到,当前恶意索赔呈现团伙化、职业化运作的特征,会通过造假构陷经营者违法。
读特新闻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出现不少自编自导的打假维权。去年4月,“4人含碎玻璃渣吃火锅敲诈被刑拘”的消息曾登上热搜,4名犯罪嫌疑人在5个月时间内,连续在5家海底捞门店多次恶意索赔,所涉诈骗金额1万余元。还有一名“消费者”3年来在近200份外卖中吃到头发、钢丝,后向商家索赔。经侦查,属于“无中生有,敲诈勒索”,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编辑 高原 审读 伊诺 二审 张玉洁 三审 彭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