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文化 | 刘秉仁：深圳墟考

康熙《新安县志》（以下简称康志）[康熙《新安县志》，“康熙二十七年仲冬知新安县事靳文谟纂修，教谕黄衮裳、训导许光岳、进士邓文蔚参辑”（据《修志凡例四则》）。康志完本今仅存孤本，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宝安图书馆近年据国图孤本仿古影印，一函四册，作为珍藏。我在宝图特藏部研读这个精美的本子。我另有广州中山图书馆1962年据孤本微缩胶卷钢笔誊写油印本，张一兵《康熙新安县志校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等。]卷之三地理志《墟市》条：

墟市 城内市牌楼市、南头新旧中三市、西乡大庙前市、和平墟、白灰洛、周家村墟、蛋家蓢墟、云林墟、望牛墩墟、黄松冈墟、碧头墟、茅洲新旧二市、沙头墟、下步墟、月冈屯墟、大桥墩墟附峰圆蓢、深圳墟、天冈墟、大步头墟、清湖墟、平湖墟、永丰墟、塘头下墟、葵涌墟、盐田墟、清溪墟、塘勒墟。论曰：古者日中为市，粤东称为墟，言其为贸迁之地也。近来一閧之市，有化为战场者矣。莫折其角，商贾何以藏于其市也哉！旧志。

这是现存载籍中记录深圳墟最早的。康志成书于康熙戊辰季冬，一般说深圳成墟不晚于这一年即1688年。

读康志多遍，我注意到《墟市》条末“旧志”二字。此二字示意，本条内容全为旧志。

康志之墟是崇祯之墟。试证之。

宝安图书馆仿古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康熙《新安县志》封套。

1

康志靳文谟序云：“万历初剖符，至崇祯癸未，志亦至再而三。迨壬子岁，前县李可成会奉明诏，曾续编之，迄于今不过十有六年。”

康志之前，新安县曾四次修志。《墟市》之“旧志”指哪一次？

先看李可成之志。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知县李可成续编旧志，评新安八景。此在展界复乡复县三年后。志序云：“县治久墟，无内外防。每朔望集，一二遗黎，勖以耕凿，荒土立谈，未尝不相对欷歔泣下”。序文有记康熙十年（1671年）大台风：“辛亥秋八月，飓风为灾，飞石拔木，城台、署舍，倾卸一空，官民又复露处，凄其万状”。又记十一年有“屯门之役”，“献俘者七十余徒”。八年展界复县，到十一年人口极少，满目疮痍，何来30墟市。

看康志《户口》（见图表）。[比较东莞户口：康熙《东莞县志》：崇祯五年东莞户13768，口85730，其中男49784、妇35946。新安人口是其五分之一。国朝8674户，民灶匠僧蛋俱在内，口41198，其中男25134、妇16064。新安县人口是其六分之一。]

康熙元年新安县人口6851人，三年两迁后剩2172人。十一至二十三年复回人丁3155人。二十年核定4525人。二十七年冬不超过5000人。即使以5000人算，30个墟市，合每墟市一百多人。所以，无论十一年还是二十七年都不可能有那么多墟市。

康志之墟非康熙二十七年之墟，更非康熙十一年李可成旧志之墟。

康志之墟是明末之墟。

《墟市》条末署“旧志”二字。书影据宝图影印本拍摄。

2

再看前三次，所谓“志亦至再而三”。

万历十五年（1587年）知县丘体乾聘请吴国光初修新安县志。丘氏《初修新安县志序》云“谋其始，乐观其成”，赞其志上稽天文、下考地理，中纪人事，不阿不浮，秉笔者之良也。其志已佚。邑人陈果也有初修新安县志序云：“宝安故海邦，代有文献，自县徙到涌，声教颇逖。而载笔者往往摈之方外，湮灭无传。予壮岁，与诸耆隽首议，始复县治焉。邑侯丘公始修志。”

崇祯八年至十年间（1635-1637年）知县李玄重修新安县志，序云：“不得以十五年后之胜事芳踪，坐漏于五十年前之旧帙荒编”“于是捐金构枣，谋之两学蔡李二公，集雅博庠友梁栋明等，访故老，收稗说，折衷而复志之”。李玄八年任、十年调海丰县，志似未刊刻。

崇祯十六年（1643年）重修新安县志，志成，知县周希曜有崇祯十七年序，编辑者亦有“梁生栋明”及“邓生良玉”[是否万历三十八年贡生邓良仕。锦田邓氏接续明清两朝修志。梁栋明亦必乐用六年前旧志稿，且六年无多变化]。周希曜序中提到海氛有“龙跃之捷”。此志现无存，但康志明确引用。

以上明朝三志，万历十五年志无深圳墟是确定的。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年份）郭棐《广东通志》卷之十六《坊都》：“新安县乡三，曰恩德，曰延福，曰归城。都七，曰第一，曰第二，曰第三，曰第五，以上属恩德乡；曰第四，属延福乡；曰第六，曰第七，以上属归城乡。其市七：为县前，为南头旧市，为南头新市，为茅洲旧市，为茅洲新市，为白灰洛[墟市无沙井新桥蛋家蓢，白灰洛可对应现万丰村北面的白灰甫。]，为大庙前。其墟十一：为黄松冈，三都；为周家村，为望牛墩，俱四都；为下步，为月冈屯，俱六都；为大步头，五都；为塘勒，为青湖，为塘头下，为清溪；为葵涌。”可见万历三十年，即新安析县29年后，墟在六都、五都者仅为下步、月冈屯、大步头。元朗、深圳、天冈（石湖）后起。

那么，“旧志”只能是崇祯二志。

深圳墟首见载籍。

3

具体是崇祯哪一年志？

康志《修志凡例四则》信息丰富：

“邑志自立县以迄国朝，修辑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矣。其分题编载，各有精义存焉，亦何容以私意辄行更易。”亦强调明末编修新安县志三次。“何容以私意辄行更易”，确认康志很少改动明朝旧志。下文说加了迁复、招垦等事，但“亦少焉”。“各有”一说似乎显示当时明朝三志皆参。

“山川……远近失衡者，悉行厘正。至于邑中诸水……前志未载，必为补出。”于地理志，正山，补水，未言改都里、墟市。

“是集因发刊伊迩，阅月告竣”。修志凡例四则末署时间为“康熙二十七年仲冬”，而靳文谟之序末尾则署“时康熙戊辰季冬”，亦相差一个月。一个月时间编成，又一个月时间审定。完全没有调查的可能。康熙二十七年，还是如此匆忽，想康熙十一年壬子之志更差，故“旧志”虽涉四志，实际采用者为明末三志。

康志卷之六田赋志《役》：明代部分末有“见旧志”“已上俱旧志”。内容多有崇祯三年五年八年，为崇祯志。

田赋志《盐课》：“归德场盐课司”末署“旧志”，中有“崇祯十三年”，则是崇祯癸未志。

康志是可见文献中最早记载深圳墟的，但它的墟市记载，抄录了明末“旧志”。三种“旧志”中，崇祯癸未志被明确引用，且癸未志最近最新，康志《墟市》所用当是此志。

4

有一点非常重要，康志村名全用癸未志。

康志卷之三地理志《都里》录村数：七都116村，六都146村，五都79村，四都53村，三都70村，二都25村，一都20村，共509村。按语说“为村将五百所”，是估计迁毁之后必定不及五百。《都里》之末有较长“论曰”，论曰之末标注“见崇祯癸未年旧志”，然后是按语，称“今亦仍旧志而存其名”。

这说得非常清楚，康志之村皆为崇祯癸未年旧志之村，比墟市更加明确。1997年《宝安县志》注意到这一点，称崇祯十六年县设三乡七都五十七图509村。

《都里》用“崇祯癸未年旧志”，《墟市》用“旧志”，二“旧志”应为一。

康志《都里》末署“见崇祯癸未年旧志”。

5

“近来一閧之市有化为战场者”。

康志《墟市》共载30墟市。其中21或23墟市在近海地方。这是崇祯海洋活跃的表征。其时葡人窃据澳门已久。

《墟市》论曰有一句，“近来一閧之市，有化为战场者矣。”其事在崇祯十四年欤？康志《盗寇》：“崇祯十四年十一月，银瓶嘴山贼入寇龙跃头村，贼鼓乐旗帜入村，居民震恐。报 至，知县周希曜密授方略，发兵趋利，擒其贼首绵花王等三十余人，斩首三百余，乃解。复命两营乡兵追击之，贼困山中，罕有脱者。两台题叙。”

龙跃头是村，而非市。志所谓一閧之市，应指南头。閧，古同巷。此一閧之市，是南头新旧中三市，在一条街上，即涌下至南山之南头聚落西边海岸之市，包括大板桥巷，这是新安县商业贸易的焦点部位。

查崇祯三年、七年、八年南头有大战，为李魁奇、刘香入寇，郑芝龙出兵剿之。康志卷之十二《烈女传》亦记此事：崇祯八年刘香入寇，吴氏女随母避乱南山之麓，为贼所虏欲污之。这是南头即南园村战场的真实记录。

由论曰称“近来”看，“旧志”或指崇祯八年至十年志，十六年志相隔较久似不宜称“近来”。如此，则“论曰”可为崇祯八年至十年志内容，康志之墟可提前为崇祯八年至十年之墟，可乎？

不可。康志所载周希曜文字中，有一篇题为《新安诸难》，内有“近年刘李大寇屡次临城焚毁杀伤”之语，所说正是上述南头战事。也就是说，崇祯十六、十七年是可以称八年前为“近来”的。论曰及《墟市》所出还是十六年志。

民国二十四年《深圳墟》地图。

6

康志用周希曜材料之多，亦证康志《墟市》之“旧志”是十六年志。

周希曜崇祯十三年至十七年任，他的治理有效，墟市有恢复和增加的可能。周希曜前有一任彭允年崇祯十年任，政绩似无记。由李玄到周希曜实际是一个政府发奋有为且市场旺盛活跃的时期。

康志记周希曜之多，异常突出，全书有关周希曜的文字有十数篇。

周希曜，在县城东门之外“坐文冈而朝杯渡”建学宫者，其《重修新安志序》有“三年以来”之语，此证志成于十六年。“五日风，十日雨，政成民和物阜”，自誉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周且有歌咏《宝安春色篇》，称“家家楼台缠珠绣”。周有《条议十四款》，多言海边事情，尤就灶蛋、鱼蛋以及南头白石埠之市场秩序用心研究，为民说话，颇显赤诚。其条议曰：新安“民间以海为田，以鱼为活，各业缯（罾）埠，各输课米，无可混也。乃豪右有力者，或倚地利之便，或假宦势之雄，指一海面，捏两土名，籍此缯（罾）门，截彼鱼埠，漫图影占，罟网混侵。蛋户畏焰返棹，渔民惧祸罢缯（罾），是以海洋之利，悉饱豪右之腹”。“南头白石一埠，乃灶民渔蛋贸易之区[灶户出盐，渔蛋出鱼，互相交换。]，向为奸商垄断。”

周希曜也隐约看见海洋大局，倡“驱外奸以杜内患”，其时欧人航海抵达东方已逾百年，“看得新之流患在海，而海之隐忧在彝，彝居澳地，立有商市，可无虞矣。然有窟穴于澳中，往来海上，暗通接济者，则异域奸棍也。……西海之船，有名曰高头科者，破浪轻快，利于涉险，往往为盗。……倚籍宦家旗帜，执为护身之符，串谋不肖，经纪诈称腌鱼之客，哨兵难诘真伪，商渔罔知隄防，屡罹其殃。且一劫扬帆，莫得踪迹。”这正是郑芝龙澳门-长崎航线的真实写照。大洋贸易渗透影响到新安的海岸墟市、埠头。新安各墟市是海上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深圳墟出现的海洋大背景。

周氏称新安有二大病，一曰争墟，二曰争田。争墟：“墟有日中之市，民为觅利之区，往者杀人焚市，案牍经年无何，难端复发，聚众操戈，掠财杀命。”又有《新安诸难》：“因所为城，城中尽是军丁，仰给于县。加以寨兵棋布，往往鱼肉，小民乘机鼓噪。”“一万六千有奇之粮，大半取之灶蛋。至于舟车辐辏之地，有利可兴，又为势要竖桅开墟，所在村落不入排甲，并新邑之人与土而攘之。”其时新安产粮不多，仰给于东莞，“莞渡一日愆期，米价顷刻踊贵”。隆庆开海之后，民间海洋贸易势力大涨。海岸贸易异常活跃，达到一个高峰，政府介入管理力度很大。又有言及动荡及战事：“近年刘李大寇屡次临城焚毁杀伤”。

康志《鱼课》、《杂饷》记载详细，多用旧志。《鱼课》末署“旧志”，是崇祯癸未志抄录：新安四社原属东莞县河泊所，西乡社、碧头社、伏涌社、归德社。蛋户事宜，有长尾缯（罾）、荡虾篮等户。其按语曰：“按民瘅而危，莫渔蛋为甚。或扁舟一叶，或枯竹数根，破浪冲涛，与阳侯争旦夕之命。每见飓风倏作，则哭妇沿滨。”按语报道“近来海面”情况，且言及分流湖：“近来海面一带，半为奸人投献之资。古王政，泽梁无禁。今豪右之势，问诸海滨矣。如分流湖一海，乃新安诸水潴汇之区，秋杪，邑民采捕黄花鱼，以为完课糊口之需。而异豪谋出海税，欲攘而有之，且瞒控当道，指使衙官，以刑威逼劫之。知县周希曜严禁侵夺，将投献者经置之法，海滨之民得以守尝利矣。旧志。”对周希曜的报道，颇多吹捧，显然是崇祯癸未志。

《杂饷》：“白石南头埠，向来异棍[按：崇祯时异棍之表述，或可视作资本主义之萌芽，与豪右及彝人关联。]影籍固戍饷额，越境开埠，局害鱼蛋。八年知县李铉通详两院加引[明例“客商贩卖盐货，每二百斤为一引”，“凡起运官盐，每引二百斤为一袋”。]二十道创立南头白石埠。崇祯十四年知县周希曜屡文申请两院盐台，始革去。”“论曰：西乡之六十九道引，原名庞城埠，盖明季海上采捕鱼虾船只甚众[这是康熙迁海时造反的李荣周玉的群众基础。]，异棍假借名色，承引开埠，载运盐觔往海上，以罔其利。”又是癸未志。

康志《盐课》记东莞场盐课司崇祯十二年十三年事。

康志《宦绩》中，周希曜的文字是最长的之一。

康志报道知县周希曜及其执政时事之用力，显示它是整体采用其人所修之志。在很大程度上，康志是一本明末史料。

康志《墟市》所言“旧志”，断为崇祯癸未志。

深圳成墟时间不晚于崇祯十六年或1643年，不早于万历三十年或1602年。

东门老街。拍摄于2023年。

7

1410年张氏定居深圳隔塘。

张氏绍龄永乐八年庚寅岁（1410年）二月十二日卜迁隔塘，即水贝张家围。其祖梧峰公，讳景登，字乘五，生于元文宗二年，终于明洪武十九年岁在癸酉。其原居东莞大塘壆下，洪武二年己酉饮萸之月因天下纷乱，钱粮公务困苦难堪不已，去莞踰鹏，次年仲春迁于九墩岭之下居住，非择而处之，不得已也。绍龄公号远简，生三子：长曰德号玉轩，乃为隔塘、向西、湖贝所出之派；次曰义号靖轩，乃为黄贝岭所出之派;三曰礼号圭轩，迁居横冈。

“明末隆武二年，惠寇陈耀万余人，七月初二日（1646年8月11日）流劫境上，庐舍多为灰烬，谱失”。1646年的这次事件，或毁掉深圳墟。加之迁海，张氏谱确认移村，祠堂亦毁，嘉庆重建。这或许是康熙舆图未标深圳的原因。天渡桥、惠民桥之设，是为恢复深圳墟。惠民桥在深圳，未说深圳墟，其时墟久废，康熙二十六年仍未兴矣。查康志《盗寇》：“顺治四年，山寇陈耀破大鹏所城，劫掳而去。贼首 李万荣据所城，罗钦赞盘踞梅沙、葵涌等处，四处流劫数载。通县乡村房舍，焚毁过半，傻掳男妇数万。十一年，总镇吴讨之，以水师不利回兵，不成功。其后两贼不睦，李杀罗钦赞。顺治十三年，总兵黄应杰领王师，以刘拱为向导，围李万荣于大鹏山三阅月，粮尽，李万荣投抚，地方始平。”接下来就是迁海了。

族谱精确到日期，陈耀之毁深圳信族谱。自明末隆武二年或顺治四年，骚乱一直持续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然后就是迁海和台湾海峡的战争，直至康熙二十一年平台湾，复界开海，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乱!

玉轩之子松月公生思月爱月怀月年月。爱月卜居向西村，有七子荣华良朴义礼信。迁粤始祖讳岘，闽之福州府福清县人，仕宋朝官授迪功郎，惠州府海丰县尉，绍兴年间迁居东莞。

二十世彩真号执圭，“公自清康熙二年移村，至八年复村，栉风沐雨，艰苦备尝，渴饮饥餐，携男负女，数年中幸赖保全者，吉人天相也。。”

以上据民国二年向西重修张氏族谱。

所谓深圳首见史籍在永乐八年系出于此也。

（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 高原 审读 张蕾 二审 郑蔚珩 三审 张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