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流亡原来是开眼
徐迅雷
2022-06-07 14:56

王韬是极富爱国心、怀有正义感的人。在欧洲他不仅看见了外表的富丽繁华,而且看到了政制的内在价值,从而越来越坚定他的变革思想。

晚清中国的知识精英中,王韬是以自由身份游历考察欧洲的第一人。1867年,他从香港出发前往“泰西”欧洲之时,当然不会想到130年之后的1997年,香港会回归祖国的怀抱。

整整160年前的1862年(同治元年),在金秋十月的一天,王韬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火轮船,离开上海,前往蕞尔小岛香港;他“仓卒登大舟,一物未携,窘苦万状”,那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在上海13年的译书著述生涯由此结束,王韬开始了长期的流亡。

祸端源自他对清廷的不满,“虽有心救时,然进身乏术”。1862年2月,他上书太平天国,把政治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已“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身上。他从宏观和中观的层面进言,比如从战略高度剖析太平军攻打上海之利弊,直言“与我争天下者,清也,而非英法也”,主张致力于打击上游和北方的清军。事实上,太平天国既不“太平”也非“天国”,王韬未免太书生气了。而他的上书不久就被清军所获,清廷派兵捉拿,他避居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王韬日记(增订本)》(中华书局2022年2月第1版)最后的篇章,就是1862年的简略记录,言及躲在领事馆,“闭置一室,经一百三十五日”。

“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从正值青壮年的35岁开始,王韬流亡长达23年,直到1884年获李鸿章默许才得以回上海定居。流亡期间,他开眼阅世,出国交游,办报论政,著述甚丰,成为了著名的改良主义者。

其中近3年——1867年岁末至1870年年初,他旅居欧洲,游历考察了英、法、俄等诸多国家;他译书著文,后来出版了名著《漫游随录》,其自序云:“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不知不觉中,王韬成了中欧民间文化交流第一人。

在英国友人理雅各等人陪同下,他游览参观了医院、博物馆、电报局、电影院、印刷厂等,甚至连当地的浴池都去看一看。他坐上了火车,切切实实体验到了“铁轮迅捷”,而旅馆的电梯更让他惊喜万分。他曾到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高校发表学术演讲,讲中国的儒家文化、仁爱之道等,很受欢迎。他还特意考察了爱丁堡大学的考试,看看与中国的科举有何不同。在法国,他拜访了著名汉学家、“汉学三杰”之一的儒莲,参观了他的汉文书库;在苏格兰,他协助理雅各翻译《春秋左传》;他还把携带去的11000卷中国书籍,赠送给了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

王韬不仅仅是对见所未见的煤气、自来水、洒水车等市政设施感兴趣,他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更有兴味。他曾多次去英国国会,旁听议员对“大政重务”发表看法,他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在《漫游随录》中,他如是有云:“有集议院,垣墙高峻,栋宇宽宏……国中遇有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而建议于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实重地也。”他欣赏这种“众论佥同,然后举行”的做法,而与之相比,“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这确实是政论家在睁开眼睛看到现实之后的对比妙论。

流亡原来是开眼!王韬是极富爱国心、怀有正义感的人。在欧洲他不仅看见了外表的富丽繁华,而且看到了政制的内在价值,从而越来越坚定他的变革思想。

(作者系文化学者)

(原标题《流亡原来是开眼》)

见习编辑 饶欢  审读 韩绍俊 审核 张雪松 郑蔚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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