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刘泽华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读刘先生其人其书，吾辈从刘先生身上可以学到些什么呢？刘先生值得吾辈学习者很多，但吾以为刘先生值得吾辈学习者主要有四：一曰为学一以贯之之学术品质，二曰独立思考之学术精神，三曰历史、现实与人生之会通感悟，四曰为师治学之使命感。

刘泽华先生著作较多，其学术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学术影响极大，被誉为“王权主义学派”或“刘泽华学派”

刘泽华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1935年2月出生，2018年5月8日病逝于美国西雅图，享年83岁。

刘泽华先生著作较多，出版有《刘泽华全集（全十二卷）》理论观点自成一体，所提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等命题和论断，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学术影响极大，被誉为“王权主义学派”或“刘泽华学派”。先生可谓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2018年5月8日，刘泽华先生逝世于美国西雅图。我是从南开学友那里得知这一噩耗的。两年多来，我总想写点文字怀念刘先生，可我又想，刘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我担心水平有限，写不好。前几天，我又想起刘先生，不禁潸然泪下。夫人问我为何流泪，我说，我想起了刘先生。以此之故，我决心写点文字，以表达我对这位哲人的怀念之情。

1983年，我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刘泽华先生当时就是历史系很有声望和成就的教授。1984年，没有学校的提名，历史系教师民主选举刘先生为历史系系主任，这在当时是一大新闻。作为学生，我应该是很难见到他的，但刘先生与学生关系很好，有时他也到学生寝室里与我们聊天，了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征求我们对历史系的意见。学生有什么自己的讲座，他会悄悄地坐在最后面听着。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的小教室做了一次有关清代郑板桥的讲座，我讲完后，刘先生从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走过来，我感到很吃惊，想不到刘先生来听我的讲座。他对我说：“小张，你讲得好，为你高兴。”其实，我知道，我是无知者无畏，哪里讲得好，简直就是不堪入耳，刘先生是在鼓励我。

毕业后，我去南开几次看望冯先生和刘先生，冯先生与刘先生是同事，又是好友。刘先生每次都送书给我，从2002年春节起，他前后送给我《中国的王权主义》《政治学说简明读本》，《先秦士人与社会》《洗耳斋文稿》。2010年，刘先生又送给我他的3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集》。后来，我又买了他的一些书，包括他主编的9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政治学说简明读本》是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九五”期间重点教材，刘先生在此书的扉页上特别写了几句话送给我：“国骥：这本小书原是为干部写的，为两用，又加上了‘教材’字样，你翻翻，有用否？”刘先生写上这些文字是有深意的。我当时已在官场，他似乎是在提醒我：这本书是写给干部看的，你身在官场，身为干部，须知中国历史，不可不知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支配社会的特点。

刘先生的书，我是认真拜读的。我记得在2012年，我的博士论文《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成书出版，在“导言”中，我谈到刘先生对我的影响：“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三大卷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这是刘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精品之作。我通读了这套书，给我的启发很大。可以说，我完全赞同刘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观点和看法。二十六年前，作为学生，我就对刘先生的思想和人品深怀敬意。二十六年以后，我的人生经验和人生阅历，以及视野都大大开阔，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以及对世界的了解，都大有长进。我更敬重刘先生，包括他的思想和他的人品。”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后来他用王权主义来概括中国历史的特征，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的王权主义批判学派

刘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后来他用王权主义来概括中国历史的特征，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的王权主义批判学派，刘先生是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学术影响巨大。

刘先生解释了王权主义。他说，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配的观念体系。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王—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后则发展为帝王—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不停变动，而其结构又十分稳定，正是这个集团控制着社会。

第二，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它是社会经济运动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兵胜者王”“马上得天下”。这种政权也可以说是武力或暴力政权。

第三，这种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皇室、贵族与官僚地主是权力垄断与分配的产物。

第四，在多种社会结构中，如权力结构、经济结构、等级结构、血缘结构、族群结构等等，王权体系居于主导地位。

第五，在社会诸种权力中，如政权、族权、父权、夫权、宗教权、经济主体权、绅权等等，王权是最高的权力。

第六，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主要表现在人身支配、赋税、徭役、兵役、某些经济垄断等方面。

第七，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是回到王权秩序。

第八，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

刘先生认为，用王权主义去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显得更为具体，更为得当。

刘先生开创的“王权主义批判学派”，有两个基本的学术论断：一是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质，其结论是王权主义，儒学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二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其特点是权力支配经济。刘先生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全面走出王权主义。

我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理论是否科学，是否有生命力，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看这个理论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力，一点是看这个理论对历史和社会的解释力。用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来概括中国历史的特征，去认识和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据我肤浅地理解，对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我至少有如下一些学习体会。

第一，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其理论有着极强的认识力。王权支配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中国传统社会显著的国情。十三年前，刘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一书的“总序”中提出：

“专制权力支配中国社会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中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为解析中国的国情，并说明我们现实中封建主义的由来。”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这虽然讲的是历史，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王权支配社会这一论断，能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中国国情。

第二，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其理论有着极强的解释力。比如：

首先，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早熟”的经济，令世界为之惊叹，但为什么在几千年中，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费正清先生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发出这样的千古之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部经济史，就是一部权力支配经济的历史，历史上的中国商人无法单独存在，而中国商人就是在权力的支配下，小心谨慎地发展了几千年，但是最后都不免烟消云散。王权支配社会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是密不可分的。王权支配社会能解释社会经济停滞这一现象，可以回答费正清先生的千古之问。

其次，对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循环的解释力。中国几千年传统历史有两个大循环：一是王朝循环，多少王朝兴替，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个大循环中，既有盛世，也有衰世，但衰世多于盛世。二是治乱循环，在这个大循环中，既有治世，也有乱世，但乱世多于治世。对这两个大循环，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既能解释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之类的短暂盛世，更能解释社会普遍危机和周期性动荡的漫长衰世。

再次，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解释力。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如权力结构、经济结构、等级结构、血缘结构、族群结构等等。但在这些复杂的结构中，王权体系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判断具有解释力，一是符合历史事实，二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直抵核心，使我们对于错综复杂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认识，有一种提纲挈领地把握。

最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解释力。王权主义批判学派认为，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流派纷呈，但其主脉都是王权主义的。这个论断犹如拨云见日，令人茅塞顿开。

我以为，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可以说是认识和解释中国传统历史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把钥匙。读懂了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也就基本上读懂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史和传统社会。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刘泽华既是南开精神、南开学风的践行者，又是南开精神、南开学风的发扬者

刘先生的学术成就，绝非偶然，必由来有自。这使我想起了王国维先生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刘先生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很好地诠释了王国维先生的三境界说。

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又让我想起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以及南开历史系“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务实学风。刘先生既是南开精神、南开学风的践行者，又是南开精神、南开学风的发扬者。

我在想，读刘先生其人其书，吾辈从刘先生身上可以学到些什么呢？刘先生值得吾辈学习者很多，但吾以为刘先生值得吾辈学习者主要有四：

一曰为学一以贯之之学术品质。刘先生五六十年如一日，为学一以贯之，潜心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他咬住青山不放松，不以利害动其心，不以祸福改其志，探寻中国传统历史的真相，从而开创了王权主义批判学派。

二曰独立思考之学术精神。独立思考乃学人之重要精神。刘先生一生都在独立思考。他说，在研究领域，学理高于一切；他曾大声疾呼，“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史家面前无定论”；刘先生在《八十自述》中说自己永远“在思考的路上”。是独立思考成就了刘先生的学术个性。

三曰历史、现实与人生之会通感悟。从刘先生的经历来看，他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地把握，对中国现状十分了解。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会使历史有现实感；从历史出发，去研究现实，会使现实有历史感。历史与现实分不开，现实与历史也分不开。刘先生的学问融入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凭借对历史的洞悉，对现实的把握，打通古今，贯通中外，成一家之言。

四曰为师治学之使命感。了解刘先生的人会发现，刘先生对为师和治学，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刘先生早在1989年，就发表文章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他说：“我这个人多少有点社会关怀感，也力争做些分辨，比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封建主义的泛滥就比较反感和厌恶，很多活动我不敢公开反对，但能避开的就设法逃之夭夭。”又说：“为了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为了从封建主义中走出来，为了清理自己，我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下定决心，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同时把清理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我想，历史学是一门清苦的学问，没有一种使命感作为动力，一个人是很难坚持到底的，也很难取得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强烈的使命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刘先生的学术成就。

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其精神必永留人间。先生之学问，必惠及学林；先生之思想，必启迪社会；先生之人格，必垂范后学。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见习编辑 王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