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开辟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意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1945年8月东江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深圳特区报记者 綦伟 翻拍

香港沦陷后，邹韬奋在广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救援下，回到广东宝安白石龙抗日根据地，为表达对此次救援工作的感激之情，为曾生题词：“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挺进敌后，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与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出重要的战略作用。相较而言，华南敌后战场远离党中央以及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敌、伪、顽夹击下艰苦作战，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其开辟具有重要意义。

抗击华南地区的日本侵略军，有力配合全国抗战

华南地区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的重要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在193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就意识到中国军队所需的各类物资，大部分需经香港、广州。为此，日军提出要通过对华南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切断中国军队的补给线，配合攻陷南京。面对日军共4万多兵力的南侵部署，国民党政府方面受限于时局，仅派第十二集团军驻粤的4个军7个师以及2个独立旅留守广东，其中在大亚湾海岸线上更是只布防了1个营3个连的兵力，难以抵挡日军的猛烈攻势。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惠阳大亚湾；21日，占领广州；次年2月，登陆海南岛；11月夺取广西南宁，短时间内即占领了华南大部分地区。

中共华南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积极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以及桂东北、桂东南、桂北、柳北等地区在内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统称华南游击队。抗战期间，华南游击队规模逐步扩大，至抗战末期已发展至2.8万人，并创建了拥有600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在中共华南党组织的领导下，华南游击队充分利用山地、平原、城市、海洋和河流水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丰硕战果。例如，1941年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动的百花洞战斗，围困住进犯大岭山地区的日军长濑大队和伪军600余人，毙伤日伪军50余人，是日军自认“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另据1944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报道，1944年上半年，仅东江纵队与日伪军较大规模作战高达148次，粉碎敌军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5次，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扫荡”10次，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纵观整个抗战期间，华南游击队牵制日、伪军15万人，对日、伪作战3000多次，毙伤日、伪军9265名，俘虏3749名，受降1665名；毙伤顽军5288名，俘虏2042名，受降155名。总计歼敌22114名，缴获枪炮6700支（门），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战。

树立坚持抗战的华南旗帜，促进民众广泛觉醒

抗战期间，中共华南党组织及游击队在沦陷区组织和发展的敌后战场，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高度认可。同时，中共华南党组织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有效凝聚起一切爱国力量，形成了工、农、兵、学、商各界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粤国际友人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青年作为救亡运动的主力军，是中共华南党组织开展动员的重要对象。抗战爆发后，在党组织的积极号召下，以广东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原先成立的“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等八个青年团体的基础上，联合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并日渐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初期广东省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青年抗日团体。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武装华南”以及“扩大和巩固青年统一战线”的指示，先锋队协助各地党组织开展民众宣传动员工作，地区由城市转向农村，对象由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先锋队的动员工作成绩斐然，使广东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地方武装组织也发展迅速，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华南地区有大量的海外华侨，以粤籍华侨数量最甚，达600万人，占总数的70%，是支持敌后抗战的另一重要力量。在华南党组织的宣传动员下，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在经济上通过募捐筹款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华南游击队及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财政压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敌后持久抗战的顺利开展。同时，粤籍海外华人华侨组建了众多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华南各地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成立于1939年1月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众多华侨团体中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在全盛时期约有500人。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该团各成员深入城镇与广大农村，以创作标语、墙报、漫画、戏剧等多样形式，向民众宣传日军侵略罪行，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支持抗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华侨除了担负起筹款、宣传的重任，还主动加入抗日武装队伍，仅粤籍华侨即有4万余人投身抗战，谱写了广大华侨献身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光辉篇章。

营救大批文化名人，保护中国“文脉”和精英

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通过各种形式，拥护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因战局影响，他们离开上海、武汉、广州、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最终辗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爱国文化人士，严重威胁着大批文化名人的人身安全。在此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及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紧急指示，要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以不惜任何代价为原则，积极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并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地区。根据指示，廖承志等紧急部署营救工作，战胜重重困难险阻，历时近200天胜利营救了800余人。

作为华南敌后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次秘密大营救行动颇具意义：其一，营救行动的成功，使我国文化界精英不致陷入敌手，极大确保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以及革命文化的发展。其二，营救行动的成功，在道义与舆论上沉重打击了日军。日军占领香港后，妄图通过搜捕、劝降抗日爱国与民主文化人士，以更好地维持其殖民统治。而大批著名人士的秘密撤离，使党增添一批抗日骨干的同时，也深刻揭示出社会各阶层对日军法西斯侵略行径的人心向背。其三，营救行动的成功，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患难与共的关系，提高和扩大了党的声誉和影响，并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党对统战政策的贯彻执行。

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鉴于华南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华南游击队的坚决抗日，日军已把华南敌后战场视作南侵太平洋地区的重要障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游击队更是多次出兵，与英美盟军协同作战。例如，1941年12月9日即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的第二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精干队伍进入香港，积极开辟敌占区游击战争，以配合英军开展香港保卫战。香港被占领后，日军还企图进一步将广州等地扩展为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华南游击队发挥海陆作战专长，有效破坏了日军的军火仓库与运输轨道，与盟军的空中行动展开有效配合。

1944年3月-7月，盟军多次轰炸海南岛日军核心基地，包括海口、三亚、黄流等大型机场，全面开展对日反攻作战。琼崖独立纵队及地方武装主动配合盟军行动，实施拔除日军据点、破坏交通与军事设施、策反与分化日军阵营等措施，有效牵制了日军兵力，加速日军的内部崩溃，支援了盟军的进一步反攻行动。其间，华南游击队还积极开展对英军官员等国际友人的营救工作，仅香港日占期间即先后救出英、印、加、挪等国友人81人，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同时，以东江纵队为代表的华南游击队，竭尽所能为英美盟军提供各类有效情报。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设置主管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情报工作的联络处，并将情报站遍布东江敌占区。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1945年东江纵队即向美军提供包括日军机场材料、核心军事目标照片、南舰队密码、陆军符号与命令、各部队具体布防情况、工事图例、宣传计划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为盟军对日作战起到了重要参考价值，大大提高了美国空袭日本军事设施的成功率，被认为是美军在中国东南地区最重要的情报站，得到在华美军总部和华盛顿方面的高度赞扬。

此外，华南游击队积极践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倡导，组建了多个反战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游击队以宣传教育、日常优待等方式，对日俘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1945年6月，在华南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下，来自日本、朝鲜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积极分子筹组成立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以及台湾人民解放同盟，总人数达60余人，对瓦解日军和促进华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之，透过开辟华南敌后战场这段峥嵘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决心上始终坚定捍卫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在策略上始终坚持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正确路线；在贡献上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当之无愧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开辟华南敌后战场的卓越功绩，深刻体悟并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其融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具体工作中，既是对历史最好的铭记，也是对未来最深的启迪。

【作者分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 刘彦 审读 秦天 二审 桂桐 三审 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