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中亚、人的处境和旅行文学

2010年，刘子超以记者的身份去到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面对冰雪壮丽的天山，内心充满了到国门另一侧去一探究竟的渴望。

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9年时间里，他真的有机会陆陆续续走遍除土库曼斯坦之外的所有中亚国家。在那片沉默而略显神秘的土地上，他结交到不同职业、形形色色的人，在旅途中倾听并记录下他们的故事，逐渐积累成《失落的卫星》一书。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刘子超 著

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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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中亚五国的国名就像一串围绕着“斯坦”的绕口令回荡在中学课本和新闻联播里，每个人都有印象，可就是无法说清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由于近年“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国家层面上的项目和人员往来随之增多，但中亚地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属于认知盲区，甚至连基础的民族、语言和宗教信息都缺乏掌握，更不用说社会风俗民情。

从概念上讲，“中亚”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就是指中亚五国，后者则包含欧亚大陆更广泛的区域，比如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纂的《中亚文明史》的各国专家在1978年的会议上对“中亚”的地域范围达成共识：“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当然，不同时代和国家的学者，依据不同立场和需要，对于“中亚”地域范围的界定也不尽相同。

美国卓越的阿尔泰学学者丹尼斯·塞诺曾将人类的定居文明比喻为地球表面的固体外壳，而将中亚游牧文明看作运行在地下的岩浆：

“为这一文明‘外壳’所环绕的，是中央欧亚这一广袤的荒野，很少为人所知，其种种反应难以预料——如同那岩浆，那融化了的地核，绝大部分的世界历史就围绕着它构建起来。当它来到地表，当它冲破定居文明力求把它禁锢于其中的那层外壳时，受到惊吓的人们就谈起了灾祸。地狱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上帝要惩罚世人的罪恶。当喷发平静下去——像所有喷发都必定会有的那样——融化的岩浆加入了那层外壳，又帮着抑制将其带到地表来的那种力量。固体的外壳变得越来越厚，喷发变得越来越少。火焰低下去了，不大看得见了，人们差不多快要忘掉它的存在了。”

在漫长的古代史上，中亚曾先后与波斯、希腊、中国、阿拉伯、蒙古、突厥等不同的族群和文明产生交集和互动。这片横亘着草原、沙漠、峰峦、谷地的区域处于古老文明的边缘地带，但换一种角度看，却又扮演着如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所言“历史的地理枢纽”和“心脏地带”的角色。以中国历史为例，正是边疆游牧民族的周期性侵扰、与中原华夏族群的不断融合，才形塑出今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和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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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不仅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连接交汇处，也是列强环伺觊觎的目标，特别是近代英、俄两大帝国在此展开“大博弈”（The Great Game），中亚才在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被世界重视起来。

为了采集地理信息或军事情报，19世纪以来不断有军官、学者前往中亚探险旅行，如谢苗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当然还有名气更大的斯文·赫定、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这些探路者从中亚考察归来后，一般都会写下游记或者考察报告，他们留下的考察游记为后来的中亚旅行者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坐标，比如刘子超在游历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和伊塞克湖时就携带着谢苗诺夫的《天山游记》。

与西方探险游记的写作传统不同，刘子超作为一名记者出身的青年作家，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后苏联时代的中亚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有怎样的看法？

在《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一书中，刘子超分别讲述了他在中亚四国（土库曼斯坦由于没有获得邀请函，未能入境）的旅行见闻和他遇到的男男女女的故事——志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尔吉尔斯坦青年作家阿拜、正在学习汉语渴望出国的塔吉克斯坦大学生“幸运”、父亲移民美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旅行杂志编辑叶卡捷琳娜、一同前往苏联核试验场的哈萨克斯坦旅行社经理拉马扎诺夫……作者试图用那些生活在当地的普通人的故事，折射出后苏联时代中亚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状况，让沉默的中亚“开口说话”。

尽管中亚国家给人的印象是相对封闭，但深入其内部之后便会发现对外交流的愿望只是被暂时隐藏起来。例如，在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刘子超在年轻人中发现了一种社交APP，上面有当地人做兼职导游的信息，报酬按小时标价结算。另外很多大学生为了结识外国友人，也会选择做免费导游。

刘子超通过这个渠道，认识了一位女大学生，了解到她的家庭为躲避内战，曾经投奔在西伯利亚锯木厂工作的亲戚，在那里度过十年，等到国内局势稳定后，才在2001年回到塔吉克斯坦。关于未来，相比去俄罗斯，她更愿意留在杜尚别，利用会说英语的优势找一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

为了照顾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刘子超在叙述过程中也普及了一些当地历史语言文化的基础知识，譬如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主体民族为非突厥语族的国家，塔吉克语相当于伊朗现代波斯语的中亚方言，塔吉克斯坦由于在苏联统治时期把文字从阿拉伯字母改为西里尔字母拼写，所以“塔吉克人悲哀地发现，他们在用俄国人的字母拼写波斯人的文字。其结果是除了他们自己，再没有别人能够理解他们”。类似这样的知识细节无疑能够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遭遇的境况。

事实上，语言文字的问题对于中亚这种多民族混居地区尤为重要，它与身份认同、政治倾向紧密相连。就像塞诺在一篇谈论当代中亚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字母转换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很难想象，如果在1928年凯末尔没有通过相当残酷的手段迫使他的同胞采用拉丁字母，土耳其现在的状况会是怎样。”

除了记叙人物故事外，刘子超还寻访了许多属于苏联遗迹的历史现场，例如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曾经住过的疗养院、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小城塞米伊建立的秘密核试验场、过度引水灌溉导致面积不断缩减的咸海等等。在我看来，这些历史现场本身就充满文物般的魅力，再加上常人不易去到，在满足好奇心上尤为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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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在本书最后的“致谢”部分，刘子超解释了书名中“卫星”意象的隐喻，准确而富有诗意。

刘子超习惯将自己的写作称为“旅行文学”，他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经营这块领域，此前已经出版过关于中欧和南亚的两部作品。这次《失落的卫星》出版后，获得了很多媒体关注和好评，甚至被誉为“汉语旅行文学的标杆”，导致我对这部作品抱有极高的期待。

不过随着阅读深入，我逐渐对评价旅行文学的标准产生了疑问。究竟什么样的旅行文学或者游记才算一流？需要强烈的代入感还是克制的疏离感？面对陌生的地域和族群，如何书写才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身临其境？

我认为，旅行文学区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地方在于，书写动力和素材来自旅途本身，其次作品应该具备明显的文学属性。这种文学属性并非仅仅表现在叙事和修辞技巧上，还应该拥有人性的体察和关照，形成作家本人看待他者世界的独特眼光和语调，令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依照这种标准，《失落的卫星》其实并没有非常出色，甚至有些地方表现为流水账式的叙述、冰冷优越的旁观，乃至中产阶级的自恋，多读几篇之后，便会发现程式化的痕迹。

例如，旅行途中每遇到一个人，就会询问对方的家世背景，发掘故事，然后进行转述。刘子超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也承认：“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找人上。我是一个人去旅行的，感官每天都处在打开状态，就像一个放大镜或者接收器，带着这种敏感度去观察身边的人，看哪些人可能有意思。”刘子超有着多年人物采访的记者经验，对此驾轻就熟。

在旅行中想方设法接触和了解当地人的故事，当然无可厚非，而且更是一种技能。刘子超为了在中亚更好地与人沟通，甚至自学俄语和乌兹别克语，这些都令人钦佩。然而问题在于，他记叙的很多人物只是一面之缘，缺乏更长期的交往，导致人物形象单薄轻盈，稍显浮光掠影，与其说是旅行文学，其实更像记者写出的杂志报道，当然这可能也是旅行写作的难点所在。

《失落的卫星》聚焦的是后苏联时代中亚人的普通生活，面对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复杂迷人的古代文明，刘子超也花了不小篇幅在现实中嫁接历史，比如帖木儿和巴布尔、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故事……但这部分内容都属于中亚历史常识，同样未能满足我的阅读期待。至于对理解当地不可或缺的宗教传统，则令人遗憾地几乎没有涉及。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客观地讲，《失落的卫星》仍然是一本值得阅读的游记，特别是那些对中亚世界充满好奇却又无缘涉足的读者，完全可以把这本游记当作向导，激发兴致。至于更深度的“干货”，恐怕还要依靠其他纯知识类的社科读物补充，这也是任何“旅行文学”都无法替代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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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供稿）

编辑 李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