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掀起了中国历史上鲜有的“易名”潮。“易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与旧传统、旧思想、旧身份的割裂，象征着他们在立场、思想、身份上的转变。姓名由过去的被动赋名到主动改名，从承载家族的美好愿望，到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姓名的意义超越了从“旧我”到“新我”的个体意义，实现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姓名不仅是代表个人或群体的符号，还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功能。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掀起了中国历史上鲜有的“易名”潮。“以名载道”，他们将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追求崇高的道德情操，熔铸于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之中，镌刻在不朽的姓名之中，生动地体现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易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崇高追求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砥砺前行的指路明灯，在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高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以理想之光照亮前路，以信念之力砥砺前行，他们用“易名”表达了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和对救国救民真理的不懈探索。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毕业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涨，遂改名“望道”，意在“探索、展望、寻找新的道德，新的法则，新的革命的道路”。在陈望道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陈贯一和陈精一，分别改名为“伸道”和“致道”；郭隆真，原名郭淑善。为表达争取自由解放的思想，她取“从落后中隆兴崛起，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勇敢追求真理”之意，改名“隆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原名李生萱。据艾思奇的学生高放回忆：在他问艾思奇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奇思妙想才改名的，艾思奇说：“没有什么奇思妙想，我姓李，因为热爱马克思、伊里奇，所以才改名为艾思奇的。”

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在参加中共一大后，王瑞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作诗《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遂改名“尽美”，决心为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奋斗；何长工，原名何坤，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何坤成为反动派通缉的“大暴徒”，因为身份暴露，毛泽东便为他改名，“何坤同志一九一八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从此他便以“为民众扛一辈子长工”为己任，对党分配的任何工作都无怨无悔、勤勤恳恳、鞠躬尽瘁。

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即便身处逆境，身陷囹圄，他们凛然面对死亡，不改其志，不毁其节，用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真理”的伟大建党精神。

“易名”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本色

中国共产党人用“易名”时刻警醒自己，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于方舟，原名于兰渚。中学时期，于兰渚目睹神州破碎、民不聊生，心中无限感慨，取《庄子》“方舟济河”之义，改名“方舟”，并作《方舟歌》以自励：“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激励自己：“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柁，战胜眼前魔，何愁沧海阔？”从此，于兰渚便以“方舟”为名，愿做“渡人之舟”；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字泰来，后依谐音改名“太雷”，有“愿把自己化作大雷，震醒痴顽，打击横强”之意。1927年，张太雷在领导广州起义时英勇牺牲，践行了他“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的誓言；王克寇，原名王儒廉。1933年，王儒廉入读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学校，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他从平原第五师范毕业，为表达抗日决心，他请求校方把毕业证书上的名字改为王克寇。1944年5月，王克寇在东阿县羊角店战斗中壮烈殉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56年，彭家睦放弃出国深造，请求到祖国边疆去，他在给组织的决心书中正式改名“加木”，“‘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他决意要为上海和边疆的科学事业之间架设桥梁，他要献身边疆的科学事业，为边疆建设添一砖一石一木。”

中国共产党人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身到救国报国、民族振兴的历史洪流之中，他们用“易名”回应时代召唤，以实际行动书写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

“易名”铸就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传统

“坚持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易名”永葆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热情和决心意志的集中表达。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斗争环境异常艰苦。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根本性问题。在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苟且偷生、没有变节投降，而是改名换姓继续投入到新的战斗中。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亲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沈雁冰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将小说《幻灭》送到《小说月报》发表，署名“矛盾”，可见其内心的复杂和痛苦。为了避免敌人注意，叶圣陶建议在“矛”字上加上草头，从此他便以茅盾为名。“易名”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重要策略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全革命力量。比如，任弼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化名“胡少甫”与敌周旋，刘谦初被捕后化名“黄伯襄”、恽代英被捕后化名“王作霖”、何孟雄被捕后化名“陈方”等。此外，活跃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党员也多改名，或使用化名，或使用代号。比如，有“龙潭三杰”之称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都曾改名或使用化名。钱壮飞，原名钱北秋，又名钱潮。胡底，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

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认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胜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畏勇气敢于斗争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练就了高超的斗争本领，在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中铸就了“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

“易名”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质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明大德，对党忠诚。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忠于党的理想和事业，铁心跟党走，永不叛党。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示与旧我决裂而改名“铁军”，表明自己铁心跟党走，将一生都献给党的革命事业。在陈铁军的影响下，她的妹妹陈燮元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陈铁儿；刘启耀，原名刘启瑶，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长征后，刘启耀奉命留守苏区，在战斗负伤后与组织失联。在失联的两年中，刘启耀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他化名“刘茂财”保护大量组织经费，他一边联络失散的同志，一边秘密寻找党的组织。流浪乞讨时他宁愿忍饥挨饿，也坚持不动公款一分一毫，被赞扬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写在入党誓词里的，是对党员最根本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冲锋陷阵，舍生忘死，用一腔热血和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以“易名”守公德，一心为民。我们党来自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魏拯民，原名关有维，曾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为了拯救祖国和民族的苦难，他用母亲的姓改名“魏拯民”，以示救国的决心；罗亦农，原名罗善扬，又名罗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对妻子李文宜说：“我原名罗觉，改名亦农，就是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开国上将李志民，原名李凤瑞。大革命失败后，李凤瑞应组织要求改名，他说：“姓不改了，既然我立志为人民谋福利，投身革命事业，就改名为‘志民’——立志终身为人民吧！”

据统计，中国共产党人中以“振民”“济民”“致民”等为名者不可胜数。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行动上彰显了不负人民，“一心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易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与旧传统、旧思想、旧身份的割裂，象征着他们在立场、思想、身份上的转变。姓名由过去的被动赋名到主动改名，从承载家族的美好愿望，到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姓名的意义超越了从“旧我”到“新我”的个体意义，实现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易名”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相和，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主题相应，与艰苦卓绝的民族复兴历程相融，成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最具体、最鲜活、最生动的体现。（基金项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别名”的整理、补遗和校正研究，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3ZDB012）

（作者系湘潭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 刘彦 审读 韩绍俊 二审 桂桐 三审 叶志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