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关键在于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推动稀缺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和充分竞争实现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一项既定改革，但由于涉及到我国一些根本社会经济制度，牵涉面广，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进展始终比较缓慢，成为构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短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完善产权制度并列，共同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具体细化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明确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等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和工作部署。5月份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重申了关于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和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要求。

进入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都遭到了重大冲击。在如此特殊时期，中央对要素市场化改革工作作出部署，传递出的政策信号是，一方面要通过出台逆周期刺激政策托底短期经济和兜底民生保障，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释放红利，增强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中，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高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大致上需要投入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目前我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实物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能够推动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只有技术进步，当然，这里的技术进步应该理解为广义的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成为未来推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将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发展中国家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跃进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化来推动和实现的。产业结构转化必然需要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释放错配的资源，提高要素宏观配置效率，共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也非常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主要问题

土地要素非市场化配置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央上述若干文件中都把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改革部署的重点，认为现行土地制度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土地制度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艰巨性和重大性。威廉·配第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虽然威廉·配第所处的时代是重商主义时代，随着技术进步土地要素所占的收入分配份额不断下降。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土地要素毋庸置疑是最核心的要素。土地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石之一。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原理，土地制度也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是政治制度。土地要素具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应，为发展经济和招商引资往往低价供应产业用地，为充实财政收入又往往高价出售住宅用地，形成所谓的“土地财政”。在土地财政影响下，许多地方形成粗放式、外延性、不集约、不包容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化模式。与现行土地制度相配合的是一套以指标管理为突出特征的计划管理体制。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不顺畅阻碍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般是中央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导致市场基准利率发生变化，然后影响到社会投资需求，最终传导到社会总产出和就业。按照严格的标准，基准利率应该只有一个，并应以全面真实客观反映市场利率水平为核心，最大限度排除行政干预和主观因素，在利率传导机制顺畅的情况下，长端利率自然会随着短端变化而变化，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只需要对基准利率进行加息或减息，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但目前国内还没有确立单一的基准利率目标。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金融市场制度性分割是比较普遍的。各金融机构的专业分工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定造成的。各金融机构在各自的领域内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造成了不同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分隔，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利率传导机制不通畅。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宽货币+宽信贷”政策导致的后果也备受诟病，即宽松的资金并未真正流入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是在金融系统内层层嵌套、资金空转，脱实向虚问题日益凸显。

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流动仍存在制度性障碍和在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能，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向这些区域聚集的趋势已经呈现，但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始终制约着劳动力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一个突出表现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始终大幅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38%，二者相差约16.2个百分点。户籍制度的实质是其背后的基本公共服务。长期以来，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影响到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也带来诸如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户籍制度改革艰难推进的原因是涉及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责任划分和成本分担机制并不清晰。如果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将导致人口流入地需增加大量财政支出，因此，地方政府积极性并不高。此外，关于劳动力要素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尤其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一方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持续下降，而垄断企业部门占比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在居民部门内部基尼系数在近些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和资产还未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应有作用。根据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数字经济的规模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在4.5%至15.5%之间。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发展非常迅速，但是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还没有获得充分利用，主要原因是数据在激活和流通方面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导致数据要素交易成本过高。一方面，政府数据是我国目前重要的数据要素来源，但由于历史原因，各部门搭建的数据信息系统长期以来都是分割存储、相互孤立的，成为一座座“数据孤岛”，严重滞后于公共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数据由企业拥有，但企业重视构建闭合数据生态，并不愿意数据共享，对于激发数据要素交易的积极性不高、顾虑较重，其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数据确权、数据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等基础性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制度缺失。

完善要素市场的关键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运行规则

市场机制的灵魂是价格机制。在资源稀缺性的前提下，价格能够处理瞬息万变的信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关键在于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推动稀缺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和充分竞争实现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在坚持基本土地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目前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最大突破点在于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当然，现阶段的这项改革仍然只是对目前指标管理的完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即用地指标将随项目走、随人走，建立全国性的指标交易体制，避免由于供地不足影响到地方项目落地和城市房价抬高。不过，从长远改革目标来看，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最终要实现在做好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严格用地管制，废除指标管理。此外，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已经体现出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改革精神，将打破政府对建设用地的供地垄断，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土地供应交易中。

对于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首先要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资本市场转型升级，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逐步改变过分依赖间接融资的情况。新修订的证券法最关键的是推出了股票和债券发行注册制。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监管重心也将调整为事中事后执法。但是，信息披露不可能“单兵突进”，注册制更非一放了之。譬如，财务造假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顽疾，已经侵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打击造假欺诈应与资本市场改革相携而行，这就要求资本市场打假全方位升级。其次要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还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完善劳动力要素市场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要拿到那一张纸，核心是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这实质上会涉及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划分等更深层次的改革。如果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真正做到了均等化，那么劳动力就会自发形成有序流动，实现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并会有效破除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平。需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未来需要扩大个税综合计征的范围，改变“重劳动、轻资本”的税制结构，同时要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和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

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要素资源的特征是其具有虚拟性，更容易导致泄露，因此，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一个前提是要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没有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就不会有数据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此外，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实现依赖于算法，因此，算法是否中立、公平对于数据要素是至关重要的。为避免“算法歧视”，需要构建政府监管引导、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的算法公平协同共治体系。

（作者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编辑 李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