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 ［美］杰瑞·穆勒 著 闾佳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0年7月版

关于身为中小学教师之艰难的下列论述，人们乍一看，可能会很自然地想是不是在讲发展中国家：

“教师还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追求教育的多重目标，另一方面要为了考试而教书；一方面要遵循其宽泛的职业使命，另一方面又要恪守狭隘的标准，这是他们获得报酬的基础。不管他们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是输。”

其实，这段文字是针对当代美国的中小学教师。由此可见，中小学教育的某些问题，在各国具有某种共性。最近十几年来，为了弥合不同族裔中小学生的成绩差距，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诸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2001年）和“力争上游”计划（2009年）。作为美国联邦政府层面提出的教育考核改革的方案，前者主要测量学校的整体表现，后者则把绩效考核指标扩展应用于教师个人考核——姑且不论这些方案的政治正确性，只就其结果来看，它们非但没能有效弥合美籍非洲裔、西班牙裔与亚裔、白人中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而且随着测量的只增不减，美国中小学教育不得不面临新的指责。比如，教师在考核指标的压力下，竟然更改学生成绩；教育策略对成绩较好的学生“削足适履”，教育资源不再被用到那些有天赋、有才能的学生身上；等等。

这种强调标准化和监控以获得更高效率的主意，其实并不新鲜，它受到近百年前作为现代科学管理原则的泰勒制的启发，也就是从那时起，根据学生的考试分数来评判教师的观念，在美国开始广泛传播开来。而按绩效付酬，让教育也符合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最初进入公共教育领域，据考证是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英国开始的。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适应商业组织的管理原则和工厂生产模式渗透到了公共教育等领域。而当今无视中小学教育的独特性，片面强调对学校和教师个人的标准化绩效考核的做法，不过是这种渗透的最新表现形式而已，它是造成当代中小学教师两难困境的重要原因。

以上就是杰瑞·穆勒这本管理类新作《指标陷阱》的一部分内容。那么，这是怎样一部著作呢？这就要回到该书的基本论点和整体结构。

《指标陷阱》是一部综合研究指标测量的巨大危害，并针对过度测量和不当测量引发问题的机制做出分析的著作。除了简短的导读之外，该书主体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杰瑞·穆勒教授开宗明义地简述了全书的论点，并对运用绩效指标时最常见的缺陷作了说明。正如杰瑞·穆勒教授指出的，问责制、绩效指标和公开透明的道德本来是改善机构运行的一种方式，而且它们堪称一种文化模式。作者将这种文化模式的极端化称作“指标固恋”，指的是“哪怕面对说明此举效果不佳的证据，仍然有着貌似不可抗拒的压力，要去衡量绩效，公开宣传绩效，并奖励绩效”。这种对指标的迷恋和不恰当运用导致的问题层出不穷，它令专业工作者和管理者之间出现了鸿沟，而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则是对信息的扭曲，比如不管不顾事物是否具有可测量属性，在期望的结果复杂时测量简单的东西，测量投入而非产出，通过标准化降低信息质量，等等。

在第二部分，作者追述了测量绩效的历史和理论，探讨了其起源于什么，为什么广泛传播，为何频频失败却又经久不衰，其缺点具有怎样深刻的哲学源头等问题。作者认为，从专业知识角度来说，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弥漫的对社会缺乏信任的风气导致了对指标的推崇，进而导致了对判断的信任不断减少，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而这种社会不信任广泛地影响了各类组织的管理文化，起初是在营利组织中产生了委托人通过测量数据监管代理人，并创造出了一套货币激励制度；后来，这种管理思维又扩展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而技术至上主义和“知识的僭妄”的过度兴盛，则无疑助长了指标固恋在全球的渗透和蔓延。

在第三部分，作者考察指标测量在当代的运作，案例研究涉及大学院校、中小学、医疗、警务、军队、商业和金融，以及慈善事业和对外援助等领域，还从政治、外交、情报和婚姻的视角考察了透明度与绩效形成对立的情形。本文开头提到的关于当代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案例研究，就出自这一部分。关于具体的案例研究过程和观点，此处不再赘言。作者以详实的论证告诉我们，哪怕是在营利性组织和领域中，按测量绩效付酬也并非天经地义，事实上它们只适用于有限的场景，比如重复性、没有创造性的，并事关标准化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当绩效几乎完全基于个人而非团队的努力时。如果说商业和金融关乎经济组织和社会的运行效率，教育问题关乎人才的培养和发展，那么医疗问题则关乎人的生老病死，警务则关系到社会的治安和基本公正与道义，如此等等。指标固恋带来的功能性障碍的范围不可谓不广，程度不可谓不烈，因而也不得不引起有识之士和社会公众的注意和反思。

第四部分是该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指标固恋造成的严重危害，包括精力被转移到测量目标上，导致组织更重要的目标遭到取代；助长短期主义；增加员工的时间成本；奖励运气；阻碍员工的冒险、创新、合作和共同目标；导致工作体验退化；等等。最后，作者针对何时使用指标，以及怎样使用，以开列清单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杰瑞·穆勒教授坦言，这本书不是要揭示指标测量有多么错误，而是想指出，试图用标准化的绩效测量去代替基于经验的个人判断力，会造成哪些非计划性的负面后果。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要废除指标测量的模式，而应该让指标为判断提供超出个人经验之外的更多信息。但前提是，知道要为指标分配多大的权重，意识到指标的典型畸变，以及理解什么东西是无法被测量的。

或许有人会好奇，一位以研究和教学为使命的历史学家为何写作这样一本书？作者杰瑞·穆勒教授表示，他作为历史系系主任的亲身经历，令他领教了测量指标的无休止膨胀不仅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影响了工作体验，而且令他洞察到数据测量的作用被远远夸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对指标测量的质疑早已被许多专业领域的研究反复指明，但是受限于这类研究发表的渠道过于专业化，这样的批评意见距离公众视野尚远，还远远没有唤起社会公众应有的注意和讨论。于是，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道义和研究专长，促使他“对测量与绩效奖励文化（它正日复一日渗透到更多机构）更宽泛的历史及文化根源，及其当代表现形式，展开了调查”。

事实表明，杰瑞·穆勒教授的此项学术探讨意义非凡。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所言，这本书指出了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该书英文原版出版后，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哈佛商学院院长拉克什·库拉纳评论道：“《指标陷阱》令人信服地证明，当今时代，浅薄的量化威胁着我们最重要机构的诚实性，我们必须重建判断和道德考量。”其实，包括“唯指标论”在内的过度量化问题，在各国都并不新鲜。《指标陷阱》中文版的出版，理当引起中国读者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和深思。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