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们仨》买了很久，一直从未敢翻开。

其实从内心里，是没有勇气去直视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在接连失夫丧子之后，以怎样的心境自处：从前越温暖的，当下一定越悲切。

如今掸去书页上的浮尘，看到杨绛先生写下的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们都算不清。杨绛先生的离世，或许会让人在凄惶中释然，“我们仨”，终究要团聚了。

钱钟书杨绛夫妇与女儿钱瑗。

让时光回溯到1932年的春天，那时候杨绛考入清华大学，与钱钟书相识。

第一次见面，钱钟书说：“我没有订婚。”

“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

年轻时的钱钟书和杨绛。

同样是1932年，沈从文致信张兆和：“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拍电报告之：“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年轻时的沈从文和张兆和夫妇。

同样是1932年，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哈尔滨市区，萧红欠钱太多无法离开旅馆，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随后有了自己的家。

和民国时期或浪漫或传奇的文人情史相比，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开始得简单而随意。

此后六十多年，两人历经战争、离乱、去国、还乡、著书、从教、下放、批斗、平反……

老去了的杨绛，从容追忆：“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中年时期的钱钟书和杨绛。

一生治学，公众眼中的钱钟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一代“博学鸿儒”、“文化昆仑”。

一世相守，杨绛眼中的钱钟书：“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

终其一生，同样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杨绛，以为钱钟书之妻为最高的成就：“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钱钟书和杨绛互相理发。

为人妻为人母，杨绛毕生，同样令人高山仰止。

1997年，被杨绛称为“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如今追思，再坚硬的心灵也会为之触动。

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前后相隔一年离世。

一生相守，是很艰难的历程。做人和治学，是同样费解的题。

作家陈丹燕写过老年的王元化与张可：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烈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太多的苦难和坎坷了。”我说。

“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

1995年8月，张兆和写下这样的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时至暮年，杨绛在《我们仨》中著言：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经历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苦难、误解或是快乐，如今他们一一都走了。

编辑 牧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