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克劳迪娅·戈尔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女性经济学问题，尤其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的歧视、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被认为是对这个领域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对女性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

戈尔丁教授1946年出生于纽约，曾先后求学于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就读博士期间，她曾师从著名的经济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在职业生涯初期，她主要致力于对美国南北战争和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在探索这些问题时，她接触到了女性经济学的议题，从此就将此作为了自己的研究主题。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她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女性经济学问题，尤其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的歧视、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被认为是对这个领域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男女为何同工不同酬？

在经济学中，工资的性别差异并不是一个传统的话题。虽然早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马歇尔的著作《产业经济学》中，就已经提到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但他只是简单地将其归因为雇主们固有观念的结果，而没有对其背后的经济学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在马歇尔之后的很长时间，经济学家们也都延续了这样的态度，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作为一个默认的设定来加以处理。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以贝克尔、明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才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作为正式的研究对象。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贝克尔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对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女性由于其细致、耐心、温柔等天性，在照顾孩子、处理家务等方面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由此，就天然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倾向，让女性会在家务活动上花费更多的时间。由于这些活动非常牵扯精力，因此她们就只能选择一些工作任务相对灵活，但收入较低的工作，与此同时，男性则会更多倾向于那些专业化较强、收入较高的工作。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由生理差异导致的分工倾向只是一个开始。当这种倾向形成之后，专业化带来的规模报酬会导致男女之间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相比于贝克尔，明瑟更强调了男女人力资本差异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他指出，现实中，由于男女参与的职业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男性职业通常有更高的教育要求，而女性职业对教育要求则较低。作为补偿，这就要求男性的工资就需要高于女性。

在戈尔丁看来，上面这些解释虽然都有其道理，但却没有对就业市场上的性别差异给出完整的解释。从数据上看，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是存在于同一行业内部，而非行业之间，明瑟等人的理论并不足以对这种差异进行解释。与此同时，同一行业之间的男女收入差异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在工作之初，男女之间的收入是类似的，但随后男性的收入会增长更快。这一点，用贝克尔等人的理论也很难给出解释。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上面这些现象呢？为了对此进行解释，戈尔丁引入了一个概念：贪婪的工作。所谓贪婪的工作，指的是那些需要全天候、高强度投入的工作。比如，我们熟悉的“996”“007”工作，就是典型的贪婪工作。相比于一般工作，这种工作对劳动者的要求会更高，但其回报也会大得多，并且回报的增加和劳动投入之间的比率是非线性的。比如说，一份规则的“朝九晚五”工作的月薪可能只有三千元，但与其同样性质的“996”工作，月薪却会过万元。不仅如此，那些愿意从事贪婪工作的劳动者通常还可以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因而职业前景也更为广阔。

显然，对于男女劳动者，从事贪婪工作的概率是不同的。由于女性通常被认为需要更多地照顾家庭，因此她们从事贪婪工作的概率就会相对较低，并且企业也不太愿意雇佣她们来从事这些工作，这就导致了女性在职业市场上的成长潜力会比男性差一些。因此，即使进入职场之初，男女之间的收入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就会不断扩大。

很显然，相比于之前的解释，戈尔丁的理论要更为贴近于现实数据。因此在后来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中，戈尔丁的理论就被作为了解释工资性别差异的通用模型之一。

如何发现职场性别歧视？

在职场中，很多对女性的歧视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很多企业虽然宣称男女平等，但却会通过各种手段压低女性收入、限制女性的升迁。

那么，怎么样才能揪出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呢？传统经济学需要用精细的定量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对于男女间的工资差异，传统方法会用回归分析研究出人力资本等可见的解释因素的影响。排除掉教育、经验这些影响后，剩下的不可见的因素就可以被视为歧视的影响。这样的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却非常不直观。

与这些做法不同，戈尔丁则通过一个历史事件的考察来证明了歧视的存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交响乐团对招聘新员工的制度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在此之前，演奏者在应聘乐团时通常需要先寄作品小样到乐团，乐团进行初审后找评委来面试。在这种情况下，评委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应聘者的性别状况。而在改革之后，面试方式被改成了“盲演”。在面试进行时，乐团会拉上幕布。评审坐在台下完全看不到人，只能听到演奏的声音。这样，评委就难以知道应聘者的性别状况，从而只好根据演奏状况来选人。

戈尔丁的研究发现：在这段时期，全美交响乐团中的女性比例上升了大约1/4，而增量中的1/3可以由“盲演”制度的普及来解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由于性别因素被排除了。由此也可以反推，在原来的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究竟有多大。

由这个研究，戈尔丁为测度市场上的歧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可以通过控制性别信息的获取，来比较招聘者知道这些信息和不知道这些信息时的招聘结果，以此来识别歧视的影响。同时，这也为消除歧视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即在招聘男女都可胜任的职位时，可以考虑不让招聘方了解应聘者的性别信息。事实上，在西方的一些国家，这样的政策已经开始实施。

百年女性的变化及其驱动力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选择也出现了很多变化。在其著作《事业与家庭》中，戈尔丁以美国为例，对百年间女性大学毕业生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她按照时间，将这些女性分为了五组：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　年间，并在1900－1920　年间大学毕业。她们会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二选一”。第二组女性出生于1898－1923年间，并在1920－1945年间大学毕业。她们会将事业居于家庭之前。第三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间，并在1946－1965年间大学毕业。她们会将家庭放在事业之前。第四组女性出生于1944－1957年间，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这些女性会选择先立业后成家。第五组女性出生于1958－1978年间，并在1980－2000年间大学毕业。她们会更加兼顾事业和家庭。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了女性的这些变化呢？过去，人们倾向于将这些变化归结为一些大事件的影响。例如，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是“二战”时劳动力需求的相对短缺推进了女性的就业参与。但戈尔丁的研究则证明，这或许并不是事实。相比于这些宏大的事件，她更倾向于从技术，以及法律的变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戈尔丁指出，过去数十年中，影响女性对事业和家庭权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可能是避孕药的使用。1960年，避孕药通过了美国食药监管理局的审批，成为处方药。不久之后，各州又先后放松了对避孕药的使用限制，女性由此可以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购买。避孕药普及后，女性不再担心意外怀孕。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掌握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这样一来，女性不仅可以更好安排自己的职业规划，还可以更没有顾虑地做好工作。

对于避孕药引起的“无声革命”，戈尔丁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她发现，对于1970年进入大学的女性，由于当时避孕药使用的要求还较为严格，因此她们中的一半在23岁前已经结婚；而对于1980年进入大学的女性，由于避孕药已经放开，因此在23岁前结婚的比例就下降到了1／3左右。对应的，后一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也提升了，劳动的报酬也得到了提高。

戈尔丁认为，正是像避孕药这样的技术进步，在不经意之间导致了女性地位的变化。在历史的进程中，类似的技术正在不断涌现。例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戈尔丁指出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可以帮助女性更为容易地应付家务，这样，她们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事业。

（作者系《比较》研究部主管）

编辑 高原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张雪松 三审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