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瑛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成功发射升空；6月2日，神舟十五号、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人类发展的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空间和时间的探索。能有幸跟随着杨利伟等英雄们到太空飞行的航天表，似乎是最能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的具体物件。少有人知道，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表，都出自深圳的“飞亚达”。

谈起钟表制造，有一种说法：“中国钟表看深圳，深圳钟表看光明”。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的钟表基地集聚了中国大部分知名钟表品牌企业，这个产业园区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时间谷”。因为这个名字，在高楼和绿树中穿梭，便多了一份对于山川河谷的想象，更因为连接着时间，工业的刻板印象似乎就变得柔和而美丽了。在这里，飞亚达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航天表的专属品牌，钟表技能大师刘中华是飞亚达航天表系列制造的重要参与者。

序章与结缘

上世纪60年代末，刘中华出生于广东揭阳的揭西县。刘中华是家里4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一家人都是勤劳苦作地老实过活。刘中华从小内向腼腆，成绩不好不坏，在村里读完小学，到镇上读初中，然后到县城读高中。1987年，高考结束后没能考上大学的刘中华跟着搞装修的堂叔，第一次来到了无限向往的深圳。刘中华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在深圳落脚的地方是湖贝新村，帮一位本地村民把家里的三层楼加盖成四层楼。刘中华和工友们都住在建筑工地上简陋的工棚里。那时候，这样的流动“包工队”干活都是靠人力，很少机械，于是，扛上百斤的水泥、提数十斤的水泥砂浆桶等等重体力活都成了刘中华的日常。1988年，湖贝新村的楼加盖好以后，他又到深圳的蔡屋围（现深圳发展银行大厦）附近的农民房工地上做工。他说：“当时那一片都是农民的瓦房，我们帮着建楼房”。就这样，刘中华一直在工地上打小工，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工资也很低，刚够生活。刘中华回忆起那时的往事，很平静：“那时候就是想着要好好做事，因为家里穷苦，能靠自己挣到生活费，不给家里添负担才能安心。”

1989年，刘中华到了广州，工作的工地位于越秀公园附近，是把一个单位的宿舍楼从14层加建到15层。这个工地上的老乡照顾他，让他做技术工——开卷扬机。卷扬机又叫绞车，是一种用卷筒缠绕钢丝绳或链条提升或牵引重物的轻小型起重设备，在建筑工地中应用广泛。卷扬机操作起来并不难，但操作人员要非常细致和稳妥，要求从始至终盯紧设备，并严格按规程操作，不然，很容易造成生产事故。刘中华每天要爬上建筑大楼旁边两层楼高小阁楼一般的操作间里，盯着14楼工地那边的塔吊，操作卷扬机以确保运输两端地面的齐平，几十米的距离外操作全凭目测，并且要根据塔吊上升下降时重量的不同控制好惯性保证地面对齐。在这个工地干了几个月后，中秋节前，楼建好了，工人们结账拿工资后就准备回家了。刘中华第一次作为技术工去领工资，拿到人生第一笔“巨款”——2300多元！喜出望外的他跑到人民北路，买下了自己人生第一件“奢侈品”——乐都牌手表！那时候的刘中华对手表还是完全的外行，仅仅就是因为一眼的喜欢，所以花了两三百元买了一块好表犒劳自己，余下的更多，他为母亲买了一台双桶洗衣机，为家人买了台电视机，并且回乡后特地请人做了个转角的电视柜。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这些看似与他后来成为“表界大师”毫不相关的经历，其实却像是命运里的草蛇灰线，注定了他后来的走向：开卷扬机对技术工要求的精准的目力、稳准的手性，还有超强的专注力，都为后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至于那块一眼就相中的“乐都”，大约也算是冥冥中上天给的启示吧。

入行与坚持

1987年12月23日，一家名叫飞达表业的公司在深圳成立，当时仅有20平方米的工作厂房和9位员工，而它就是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飞达成立之初，到揭西招工，刘中华却在深圳的工地做工。1990年，飞达表业再次来到揭西招工，刘中华的父亲恰好到县城赶集，得知消息后赶紧让儿子报名。在农村和建筑工地上磨炼了近3年的刘中华听说有去深圳工作的机会，而且是做技术工人，不知道心里有多高兴！

老实细心的刘中华马上就被飞达录用了。“4月6日一大早，厂里的人就带我们坐车去深圳。为了不耽误时间，我提前一晚就到了县城，住在亲戚家。差不多300公里的路，坐了9个小时的车，落脚在现在中航公寓那里，振华路的路边。”

刘中华的工作，从最简单的安装表带开始。和同事们并排坐在白色的工作台前，白亮的日光灯照着，刘中华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急切，拿着小小工具的手不时地发抖。“我的手，以前都是搬上百斤水泥沙子的手，突然拿起那么小的工具，很不适应。”他说。连接表壳和表带之间的一个小零件叫“表耳”，安装时要用很小的螺丝刀把表耳装上去，螺丝刀微小而锋利，拨动表耳的弹簧时，力度小了拨不动，大了就容易划伤手。刘中华用了一段时间才克服了手抖的问题，找到了控制力度的感觉，能轻松地把表带安装上去了。

从易到难，刘中华逐项学习每个流程，谈到难度最大的，他说：“比较难掌握的是装表针。通常手表的表针分为时、分、秒三个针，都要装在手表机芯对应的轮轴上，其中秒轮轴直径只有十几丝，也就是两根头发丝那么粗细，要把三个针用针冲逐个用力均匀地垂直压到轴上，一旦角度稍有偏差，又细又脆的秒轮轴就会断掉。”遇到带日历的手表，安装的难度就更大，先装好时针和分针，留出秒针的位置，拨动日历，要在日历跳转的瞬间，把时、分、秒针对准12点的位置装好。这对安装的力度、角度和时间都提出了精准的要求：手要稳、力度要恰当、角度垂直、针要平、对刻度要准。任何一点没做好，都可能导致表针轴断掉。“轴断了，一个要扣5块钱，是我当时一天的工资。”刘中华回忆。苦练技术，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刘中华掌握了装表的全流程技术。1990年10月，公司成立“高档手表组”，刘中华被调入，成为了这个组里唯一的男组员。

1990年9-10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承办大型综合性国际体育运动会，全国上下欢欣鼓舞。飞亚达适时推出了一款国内首创“永不磨损”的拱形表，是用蓝宝石玻璃制作的圆弧形方表，时尚的外形、耐久的质量使得这款表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一抢而空。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刘中华所在的“高档手表组”日夜赶工，通宵加班也变成了常有之事，“那款表当时的售价比我一年的工资还多，却这么受欢迎，我作为生产者非常受鼓舞，能参与到这款表的制造，也让我对这份工作有了浓厚的兴趣和信心。”

▲迎接第十一届亚运会推出飞亚达永不磨损的G888。

在小小的手表面前，刘中华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至于别人觉得难以忍受的加班以及枯燥，在他这里，与从前在农田和建筑工地上的劳作相比都不算什么。他在“表”的世界里沉浸而愉悦，宁静而努力。

▲1994年，刘中华在飞亚达公司员工宿舍。

1995年，飞亚达公司内部举行了一场技能竞赛，是三人一组的团体赛。这是刘中华人生中第一次参赛，他没有经验，但也没有特别紧张，只想着按平常习惯好好做就是。结果，他所在的小组获得了全公司的第一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刘中华第一次在全公司面前展露才华，让人刮目相看。

1997年，公司成立十周年之际，生产规模再次扩大，生产线的员工增加到60人，公司任命刘中华做生产线的技术线长，兼任维修组组长。这时候的刘中华，已经是技术非常成熟的“老师傅”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表”里的操作，他的技术已然是炉火纯青。

2002年，刘中华代表飞亚达参加深圳市第四届职工技术运动会，取得了团体和个人双“第一”的佳绩。这个职工技术运动会在行业内竞争非常激烈，分理论和实操几个部分，刘中华在实操部分有个“组装成表”项目中的表现，至今让人津津乐道。比赛要求参赛选手拆装两只石英表机芯，有两位监考老师为选手计时，要求先拆完，示意老师后再装成原状。宣布“开始”后，刘中华飞快就拆完，示意了其中一位老师，然后又马上往回安装，安装好后再举手报告完成，这时另外一位老师刚走到他面前，说：“你还没有开始，就举什么手？”差点要判他个“舞弊”！另外一位老师过来做了证明。刘中华就是这样以裁判员都不敢相信的速度——3分钟拆装2个石英机芯，成为了毫无争议的第一！

攻关与辉煌

2003年，公司领导指定由刘中华负责一款特殊手表的机芯调试和成表组装。对刘中华而言，不管是不是领导指定的任务，每款表都要认真对待，他只是有点惊讶于这款表特别大，无论是表盘还是按钮都比普通手表大很多，指针也很宽，还有，荧光特别亮。他一如既往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飞天成功，举国欢庆。刘中华这时才被揭秘：杨利伟就是戴着他调试安装的那块航天表飞向太空的！

对于这件足以让人吹嘘一辈子的事，问起刘中华的感受，他只是羞涩地一笑：“这对我来说是个普通的工作，没有什么特殊的。”

▲飞亚达航天表

飞亚达极限系列航天表从此在全世界亮相，成功地把“中国制造”展示给世人。2005年，极限系列航天表全程随护“神舟六号”航天员实现长达115小时32分钟、行程约325万公里的太空飞行，不负众望。刘中华说，跟随神舟五号、六号升空飞行的航天表是石英表，机芯为一个整体，安装与调试的难度都不算太大，但到了2008年，即将跟随神舟七号上天的舱外航天服表，因为要陪伴航天员完成首次太空行走的任务，舱外的太空环境变化非常大、情况非常复杂，必须换成机械表机芯，技术上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和挑战。

一块手表优质与否，主要从三大方面来衡量制造者：一是材料，二是设计，三是调校装配。太空环境中要考虑到温度、压力、速度等各种因素，对以上三方面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仅就温度一项为例，需要在正负摄氏80度的环境中保持手表运行分毫不差，如何确保材质过硬、设计合理以及装配精准，都是这块航天手表必须攻克的难题。飞亚达接到制作“神七”舱内舱外航天表的重大任务之后，把调校装配的技术攻关任务交给了刘中华。刘中华接到任务时，仅有3个多月的装配实验期。之前几个月里公司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已经做过无数次实验了，已经在材料的选取和表的设计上形成了基本的框架，最后短短的几个月就是做互相配合整装后的实验磨合了。

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一圈的时间为90分钟，其中45分钟是白天，45分钟是黑夜，航天表的设计除了普通的表盘以12小时为一圈外，还要在大表盘内设计一个小表盘以45分钟为一圈的分计时盘，并且为了对应地面时间的白天与黑夜，还需要设置AM和PM的区分。航天表是佩戴在厚重的航天服外的，航天员手臂弯曲困难，所以要求表盘大而清晰。为了应对出舱时的极端温度，对手表运行的温度设置要求是从-80℃到80℃。当时飞亚达能寻找到的瑞士润滑油最低也只能达到-60℃，实验中到-50℃时就开始凝固，表针就走不动了；而高温情况下，连接手表细小零件的胶就会融化，导致零件散架。工程师和设计师不断地寻找、实验，确定了几种表油，交给刘中华完成组装进行实验。

▲刘中华

为机芯点油是刘中华装配航天表的重要环节。润滑油无色透明，需要点入连接轮系的固定轮轴上的一个小“碗”中——说是“碗”，实际是一个极其微小的锥体。在说明这个“碗”有多小的时候，刘中华解释：“在手表制作中，常用的长度单位是丝，一根头发的直径通常为8丝，我们这个表的轮轴直径为6丝，还不到头发丝粗，这个‘碗’就是它顶部的一点点小锥体。”点油，就是借用极细的类似针尖形状的工具把润滑油注入到这个微型“碗”里，强调“恰到好处”——多了会溢出，少了则会干涩，无论哪种都会导致表走不准确。用什么样的工具蘸多少透明的润滑油，又要怎样准确无误地垂直点进小“碗”，全靠技师的经验、技术和手工操作。

刘中华反复研究、反复实验，按照要求组装完成航天表后，为确保能适应太空舱内舱外环境，必须尽快进行实验。实验要求在热真空环境中进行，当时要送到北京去做。实验的过程也相当煎熬：温度下降慢，从80℃到-80℃要耗费20多个小时，第一次实验甚至进行了30多个小时。实验的过程可以说是每次满怀希望去，常常失望归。几个月里，不断地研究、实验、复盘、修正、再实验……离“交货”的时间越来越近，团队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反复研究后，已经找不出问题了，但就是实验不成功。刘中华凭着经验，提醒团队应该还是润滑油的问题，团队最后共同找出一个忽略的细节：反复点油的基础机芯，每次重新实验都会用特殊的清洁剂清洗干净，专业的清洁剂都是用针对刘中华点染过的润滑油，然而，机芯整体新来之时，通常有出厂设置点染过普通的润滑油，需要用针对它的普通清洁剂才能清洗干净。团队赶紧重新来过，确保那看不见的极其微小透明的润滑油不再有任何残留，再重新点油、组装。怀着忐忑的心情，高工张鸣第N次到北京送表实验。二十多小时的煎熬后，成功啦！

消息传来，飞亚达航天表团队欢呼沸腾！刘中华开心地咧嘴笑了。

回忆往事，问刘中华在那无数次失败的打击下，有没有想过放弃？刘中华说：“从没想过，每次失败都是有原因的，重要的是怎么去改进。”那些日夜加班的日子对他而言，都是技艺精进的必须，也是手艺人的本分。

▲刘中华给技师们授课培训。

当翟志刚、刘伯明完成中国人的首次太空行走时，他们承载了多少人探索宇宙的梦想啊！而伴随他们一起出舱的飞亚达航天表，也饱含了刘中华这个自视平凡的高级技师的美好心愿。择一事，终一生，刘中华在“表”里33年如一日，点滴积累，持之以恒，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他取得了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获得了“深圳市技术能手”“深圳市劳动模范”“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深圳百优工匠”等多个荣誉称号；2016年，深圳市挂牌设立了“深圳市刘中华精密计时制造技能大师工作室”，同年刘中华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1年，被授予“南粤工匠”称号；2022年，被评选为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技术能手；2023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以及“光明科学城杰出工匠”称号。

当别人说起他获得的这些荣誉，刘中华依然是羞涩地笑了，不言语。

走出飞亚达的办公楼，外面的阳光格外灿烂，瘦高的刘中华走在身边，他望了望天，难得地露出了一点骄傲而明亮的笑容：“我做的表，现在有14块正在天上飞，明天有几块就回来了！”

是的，第二天是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的日子，航天员们都会戴着刘中华亲手装配的航天表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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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