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香港大学第一位一级荣誉工学士，但却在因缘际会之下，由最初的边缘小角色，一步一步凭着坚毅、奋斗和机遇，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抗战期间成为驻苏联大使，任内代表政府签署《四国宣言》，蜚声国际，他就是傅秉常。

■蔡登山

傅秉常（1896－1965）原名褧棠，广东南海佛山人，祖籍广东兴宁，后来祖父傅秀岩在佛山经商，遂在当地定居。根据学者黄振威的《傅秉常传》说，父亲傅庆兆（1864－1911）为傅秀岩幼子，屡应科举，惟皆不售，后以任教私塾为生。

傅秉常

傅秉常的伯父傅翼鹏（1860－1936）年轻时赴港谋生，后开设元利建筑公司，承办各项工程，因经营得法，获利致富，后来就招其弟到港。

傅秉常幼时接受私塾教育，他的父亲是“旧学君子”，对子女督教甚严，每天起床后要先读一小时中文才去上课，下午放学之后，父亲亦要求他先读一小时中文。每天两小时就是读四书五经、《史记》和《昭明文选》等。傅秉常十二岁始习英文，先后在育才书社（Ellis Kadoorie School for Boys）和圣士提反书院（St． Stephen’s College）念书。

傅秉常香港大学毕业照

傅秉常十五岁那一年父亲去世，一家生活遂由伯父照料。傅秉常一家居于香港西半山柏道八号，即香港大学附近。一九一二年他投考刚创办的香港大学，获得取录。傅秉常在香港大学念工科。在香港大学念书期间，他与太史赖际熙（1865－1937）和区大典（1877－1937）相约，每星期到两位老师家中请益。傅秉常是香港大学第一个一级荣誉工学士，也就是香港大学第一个一级荣誉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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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香港大学毕业后，傅秉常即赴北平，因伍朝枢的推荐，进入北洋政府交通部当主事。

年轻时的傅秉常

居京一月，就离开交通部。未几南下，在沪杭甬、沪宁两路局当甲种学习员，为铁路测量队队长。后为沪杭甬铁路工程师副主任。在杭州居住至一九一六年底。经中学和大学同学好友何永干（何启长子）的介绍，与其妹何燕芳于一九一七年旧历正月在上海伍廷芳公馆结婚。寒门之子傅秉常得以跻入位列香港名流的何启家族，也能接近伍廷芳（何燕芳的大姑丈）与孙文（何启的学生），打开了他入仕之路。

傅秉常与夫人何燕芳

伍廷芳和何启与香港有很深的渊源，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锋。在孙中山的政治事业上，两人均予以相当的助力。傅秉常通过与何燕芳结婚（伍朝枢娶了何启的女儿宝芳，伍、傅两人成为连襟），得以和香港两个深具政治名望的家族联系上，以后对他跻身南方政坛帮助甚大。尤其是伍廷芳对傅秉常的影响可谓相当之大。傅秉常从未念过法律学位，以后能从事法律条文之起草，除刻苦自学外，伍廷芳的指导亦相当重要。伍廷芳又嘱傅秉常细阅外交往来文书，着他整理和分类，同时学习文书平行、上呈、下达的格式，信首如何开端、信尾如何收束之不同方法。傅秉常受伍廷芳亲炙，为日后事业奠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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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傅秉常加入国民党，年底至一九一八年初在母校圣士提反书院任教。一九一八年八月广州军政府改组，伍廷芳任七总裁之一。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兼军政府总务厅长，傅秉常则任广州军政府总务厅印铸科长，负责管理关防和勋章等，同时兼任外交部秘书，此为傅秉常涉足外交之始。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秉常作为伍朝枢的随员赴欧出席巴黎和会，傅秉常是中国代表团秘书之一。

傅秉常在日本，1920年

一九二〇年，傅秉常任海南岛的琼海关监督，整理琼州和北海两关的税政。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孙中山任命傅秉常为广东特派交涉员，三月一日复奉命出任粤海关监督，仍兼广东交涉员。同年六月，孙中山任命伍朝枢为广州大本营的外交部长，并命傅秉常兼任大本营外交秘书（实际上地位等同外交次长）。从此傅秉常处理广东的对外交涉亦多商承伍朝枢的意见。后来负责交涉“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及省港大罢工等外交事件，终得英国退让，被视为外交精英。

受惠于何启家族的关系网，傅秉常不只得到伍廷芳、伍朝枢父子的赏识，也与孙中山长子孙科交好，成为国民党内“太子派”的重要成员，很快进入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孙中山逝世后，粤系人马拥护孙科，使蒋介石相当忌惮，逐步翦除孙科羽翼，“太子派”的成员们纷纷被边缘化，傅秉常也受到牵连，在外交部屡受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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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九月，傅秉常出任财政部的关务署长，伍朝枢复请傅秉常兼外交部顾问，复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同年夏初，傅秉常复奉命派赴欧洲，与各国联结。郑彦棻在《永怀傅秉常先生》一文中说：“民十七年我在巴黎大学，那时还是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负责人之一。是年夏天，听到国民政府的大员胡展堂（汉民）、孙哲生（科）、伍梯云（朝枢）、傅秉常诸先生将到欧洲考察的消息。六月，他们行抵巴黎。其时，李石曾（煜瀛）、王亮畴（宠惠）两先生也先到了巴黎。他们常常在一起，会商党国大计。我这个学生小子自然还攀不上和这批党国大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但是因为我以驻法总支部的关系，也能沾光瞻仰他们的风采。他们之中，使我特别注意而引为惊奇的却是傅秉常先生。因为在我的脑海中，一向总认为他也是一位老成长者。不料见面之下，他竟是风度翩翩的一位青年。原来这位历任要职，而当时还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傅秉常先生，那年才三十刚出头，不过比我大五六岁罢了。”

傅秉常（左）与傅金城（右）1910年代摄于香港般含道64号。（杨永安博士藏）

返国后，以国民革命军已统一全国，实施“五院并立”的政制，傅秉常即出任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兼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是傅秉常参加修订中国法典的开始。次年三月，国民政府曾一度任命傅秉常为驻比利时公使，时傅秉常以立法院方着手修订《民法》，恐一旦出国，此《民法》或即难以完成，因未及赴任。这也可以看出他对所任职责的负责，与对出处的审慎。《民法》修订委员会成立后，他受命为召集委员，《民法》修订委员会前后共举行过两百几十次会议，不仅白天开会，晚间有时开会到深夜。院长胡汉民总计出席会议亦有八十余次。当时《民法》修订工作之繁重于此可见。傅秉常并不是学法律出身的，但他的综合与分析能力比任何人都高，《民法》的修订完成，他有着极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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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粤系领袖的孙科主张“联苏制日”，建议搁置中东路问题，尽快恢复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随着国联调停失败，孙科“联苏制日”的建议也打动了蒋介石。与苏联多次交涉后，终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中苏复交，但因东北问题的争执，中苏关系很快陷入僵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蒋介石只能采取“联苏和共”的计划。但苏联不愿得罪日本，只愿意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国民政府大量的军火物资。这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为了推进苏联援华的计划，蒋介石任命孙科为中国特使，苏联也刻意笼络，破例优待孙科等人。

中年时期的傅秉常

一九三七年底，政府特派孙科与傅秉常及吴尚鹰、夏晋麟等人组织一个访问团体，分赴苏、英等国商谈一切，尤其重要的是向苏联秘密洽借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援助。次年五月抵莫斯科，经过多次商谈，终于达成洽借军援的任务，这自然也是颇得力于傅秉常的。

他们于一九三八年八月由欧洲返抵香港。孙科等先飞武汉转重庆，傅秉常以香港尚有公务为由暂时留港，直到年底才回重庆。留港期间，傅秉常主要是展开对外的“国民外交”。

访苏任务达成后，孙科本希望由傅秉常担任驻苏大使，但傅秉常考虑蒋介石已猜疑孙科挟苏联以自重，遂改荐杨杰担任驻苏大使。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派系问题连带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尤其是“联俄”之议更容易引人遐想，让孙科、傅秉常等人无不谨慎，深怕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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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七月，蒋介石以最高统帅兼行政院长，特命傅秉常再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到了同年十二月下旬，外交部长更由蒋介石兼任，蒋介石是国家元首，无暇处理部中大、小事情。傅秉常实际兼部长和次长之职务。蒋介石等人期望的“联苏制日”始终没有实现，苏联甚至还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公然承认“满洲国”。

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蒋介石必须派出中苏两国都能信任的人担任驻苏大使，于是傅秉常被视为最适当的人选。当时傅秉常困于家务牵绊，不愿接受这项任命，在蒋介石的多次劝慰下，傅秉常才勉强接受任命。一九四二年冬，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阶段。傅秉常抵苏时苏联的首都还在古比雪夫，那里的环境十分艰苦。第二年斯大林格勒大捷，苏联方将首都迁回莫斯科。一九四三年春季，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集会，讨论战后的世界和平秩序，准备由三国外长发表宣言。傅秉常当时正在莫斯科，他认为中国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若于此次战争结束前外交上不预先立定地位，将来是无法与人抗争的。他认为中国必须加入盟国的核心与尖峰，更认为三国外长发表宣言，中国必须加入。

中年时期的傅秉常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傅秉常认为可以助我者惟有美国。当时美国出席三外长会议的是国务卿赫尔。赫尔是美国的元老政治家，傅秉常于是用全力与赫尔周旋，与之建立亲切的友谊。在三国外长将要发表宣言的前些日子，傅秉常几乎每天清晨都去赫尔的行馆中守候。经过赫尔的全力相助，终究克服各种难关，使中国能参加三国外长的宣言，变成“四外长宣言”。其中的许多经过细节可以窥见外交官们在外交重要关头的鏖战，与前方将士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斗是同样艰苦与英勇的。正因为中国签署了《四国宣言》，英、美两国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讨论同盟国对日作战事宜，而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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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初，盛传傅秉常将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但他在旧历年初一日记中写了一段话说：“今日为旧历己丑年元旦日，我已五十四岁。回顾去年一年所经，则自秋季起，国内变化之速，殊出人意料之外。余在此之应付，亦甚不容易，幸尚能避免大错，差堪自慰，而精神上之痛苦，真不堪言。……现党之惨遭失败，自系异常痛心之事。虽咎不由我，我为党员之一，亦应负责，是以甚思引退，以让贤路。”

三月，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拟请傅秉常任外交部长，四月中傅秉常返抵广州，向何院长述职后，坚辞外长一职。既蒙答允，再赴欧洲，但未返苏任所，而住于巴黎近郊。后来傅秉常与几位自驻苏联大使馆撤退出来的馆员，已不能像以往有薪水可领，就不能不为暂时维持生活而计谋了。经过几位朋友（如郑天锡、钱承庸等）的函商或面商后，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于巴黎的拉丁区圣哲克街开了一间名叫“香港楼”的中国式餐馆。

傅秉常驻苏联大使

傅秉常曾以晚辈身份师事王宠惠，而王宠惠亦对傅秉常极为爱护，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王宠惠身任司法院长。惟自一九五六年以后，以心脏病发作，渐感难以克服，乃频频托人带信给傅秉常，很真切地说：“如你再不回来，许多老友不能等待你了！”蒋介石更即去电催促，傅秉常在一九五七年五月飞抵台北，担任“国策顾问”兼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王宠惠去世，不久，副院长谢冠生升任“院长”，而傅秉常则担任“司法院副院长”。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傅秉常因心脏病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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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秉常个性恬淡，平日对于自己的职位没有什么要求。一九四九年三月，国民政府新任行政院长何应钦欲以傅秉常为外交部长，而傅秉常几经考虑后，认为本身力有未逮，不敢应允就任。叶公超对傅秉常亦特别推重，赞许他“外圆内方，宅心仁厚，对人忠诚，处事接物，都合乎道德标准。”而交通界专家陈延炯平日很少称许人，对傅秉常却特别推重，说：“傅氏出身香港富室，二十四岁即担任琼海关监督，可谓少年得志。但他既没有大少爷脾气，亦没有官架子。数十年来，他虽位居要津，但始终保持这种美德，富贵而不骄，这确非一般少年得志的富家子弟所能及。”

程沧波在《追怀傅秉常先生》一文中更举出一段史实来证明傅秉常的本性恬淡，他说：“有一次我在他家中闲谈，他取出一本照相本给我看。他说这本照相，我们对照相中的人物与景象，都有共同的回忆。我捡起照相本看了半天。认识那是民国二十年宁粤和谈时会场的种种。那一次会谈是民国二十年冬季在上海举行的。举行的地址就是小沙渡路戈登路口伍梯云住宅，那所住宅大门口有‘观渡庐’三个大字，是伍老博士秩庸先生的遗产。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观渡庐’亦是双方代表非正式商谈之地。宁粤和谈在那里开了十几天的会。我是南京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唯一秘书。粤方除了代表以外，在会场走动的，阵容浩大。秉常先生并非粤方代表，而是陈友仁的翻译。当时南京的代表大半是‘元老’，如蔡孑民、张静江、张溥泉、李石曾诸先生，后来加入陈铭枢及吴铁城，而粤方代表则为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诸氏。当时有一最可笑的现象，粤方代表以下的各色人等，与宁方的人，本来是朋友，但他们表现严肃，见了面话亦不讲，俨然是敌国相对。有一天，王崑仑在我面前走过，面貌庄严，好似不认识的。我不自禁向他招呼说：‘你装着那样子干什么？’他亦不禁失笑。惟有秉常先生十数天中说说笑笑，一如平时。我们到会场无事，便据案大吃水果（当时虽在冬天，而案上陈列各式水果特别丰富）。秉常先生一生阅历政海，参与高层政治，但他和易近人，诚恳坦白，既无‘僚’气，也无政客气。恬淡圆融，这是他的本性。”

郑彦棻则说道：“他之辞外长而仍挂着一个驻苏大使的名义，盖当苏俄未正式与我决绝之前，仍欲运用其驻苏的多年关系，设法尽量拖延待变，以期力挽狂澜，直至最后一分钟，才放弃了他的希望。他这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鞠躬尽瘁精神，实在是难得的。”这都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本文图片大部分翻拍黄振威所著《傅秉常传》一书，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