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乐街》

吴君 著

花城出版社

2022年11月版

吴君新长篇小说《同乐街》，以深圳同乐街为背景，讲述了以钟欣欣为代表的同乐街社区干部，对当地居民陈有光一家进行“扶贫+扶志”帮扶的故事。小说脉络清晰，吴君将宗族、地域、性别、代际、身份认同、城乡变迁、现代化等重要命题编织其中，使得同乐街的故事具有了时代性典型意义。在《同乐街》中，不论是大量的方言化表达，或是对群众精神变革的叙事，还是新人干部的锤炼与成长经历等，我们都很容易对接上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前辈作家笔下关于山乡新变的叙述。可以说，《同乐街》接续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的写作传统，运用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讲好了一个当代的特区故事。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深圳特区通常以现代大都市的形象出现。书写飞速发展的城市、效率至上的追求以及伴随现代化发展而来的生存与精神焦虑，在深圳文学中层出不穷。而《同乐街》则呈现了深圳的另一面，沾染了浓厚乡土气息的一面。《同乐街》继续延续了吴君“底层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地看到并聚焦于特区深圳中的边缘地带，让读者看到了高楼大厦旁低矮的乡村。

吴君在小说中细致地描摹了“乡土深圳”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玩耍其间的孩童唱着古老的粤语歌谣，小说人物的对话，乃至章节的设置都使用了极具地域特色的粤地俗语。“黏虫”“搞搞震”“拉头缆”……大量粤语词汇的使用无疑为小说增加了地方性标识。同乐街“泥砖墙，青红瓦，一间连着一间，一屋挨着一屋”，虽然与附近的高楼大厦比起来，显得“灰头土脸”，却别具亲切而古朴的乡间气息。对深圳乡土性的呈现丰富了特区故事的地方性色彩，也使得小说对我国当下城乡变迁进程的展示更加真实可触、饱满丰富。

吴君深入深圳本地市民的生活，感受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感受。如评论家陈培浩所言，这部小说体现了“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两种文学传统的交融。作者对陈有光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便是这种融合的重要体现之一。作者详细描写陈有光的不思进取、胡搅蛮缠，像“黏虫”一样难缠，但并未将其“脸谱化”。吴君是一位具有强烈人文关怀意识的作家，她设身处地地深入陈有光的生活与心理，剖析陈有光一家为什么会成为钉子户，并反思“钉子户”现象背后的人心和文化，展示了一个作家对弱势群体的理解与关爱，以及对大时代大历史的凝视与反思。

同乐街的变迁，浓缩了传统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经历的阵痛与裂变，也寄托着作者对城市化、现代化前景的期盼。年轻的“深二代”女干部钟欣欣的出现，宛若陈有光的“一道光”，将误入歧途的陈有光拉回了正轨。钟欣欣作为上级委派下基层锻炼的干部，是带着一颗热忱的心为同乐人服务。她负责任、肯吃苦，面对陈有光，钟欣欣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解决各种问题，从为他租借摊位助他谋生，到帮他的儿子陈小桥开家长会，再到最后协助公安部门抓捕诱骗陈有光的犯罪分子……钟欣欣承担着自己作为社区干部的责任，给予了陈有光一家家人般的照料。书中最让人动容的是钟欣欣对陈小桥的关怀，她在这个孩子身上下了很大心血，一次次地鼓励陈小桥走出困境，并为他做了详尽的学业与就业规划。小说尾声，考上大学的陈小桥立志毕业后要回同乐社区服务，一如当年的钟欣欣一样。两位“后浪”之间精神的延续与传承，预告着同乐街将上演新的故事……

作家的文学经验与时代的文化构造，乃至更大的社会实践是息息相关的。正如吴君在后记中所言：“创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生的过程。终于，我从‘我’，走向了‘我们’，那个更广大的世界，更广阔的人民中间。”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同乐街》赓续社会主义文学叙事精神，讲述着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的深圳故事，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文学提供了一个重要范本。

（原标题《“乡土深圳”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

编辑 刘悦凌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高原 三审 朱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