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湾区 056期 | 鹤山易大厂：诗、词、书、画、印五绝

说到民初才子，易大厂可说是位多才多艺的大才子。举凡诗歌古文、金石书画、词曲声韵、训诂篆刻，他俱精湛渊博，戞戞独造。尤其诗文词曲，略一思索，提笔立就，从不起草。他生平自诩：词第一，印次之，音韵又次之。其实他的文章、信札、诗词、书画无不高华，而篆隶及刻印尤美。

■蔡登山

易大厂（1874—1941）原名廷熹，字季复，后来得到了一枚汉印《臣熹之印》，于是改名为熹。其署号繁多，晚年又改名孺，号大庵、大厂、屯公、孺斋、韦斋、大岸、守愚、鹤山老人等，广东鹤山人。郑逸梅《南社丛谈》云：“他生于甲戌岁，因取庾信《哀江南赋》句：‘穷于甲戌’四字，刻一朱文印，作为自用。”其祖父易景兰官至奉政大夫（五品），也是清末的粤商（在广州十三行经商），家境优越。

易大厂

易大厂与胡汉民（展堂）为里闬少年，相与于学舍、试院，但他露才扬己，不自知其夸诞，而胡汉民恒手持《文选》，湛浸于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他早岁曾就读于南粤广雅书院，从梁鼎芬、朱一新、张延秋、廖廷相等专习朴学，因此易大厂可说是陈澧（兰甫）的再传弟子。又私淑南海的诗文名家邓次直，邓之诗词楹联，传诵当世，著有《蛰庐集》。易大厂后转学上海震旦书院，再赴日本学语言和师范教育。一九〇八年四月，东莞陈伯陶署江宁提学使，任内招易大厂入署勷理学务，并曾任南京方言学堂监学，公余至祇洹精舍、佛学研究会从杨仁山老居士进修佛学，研习净土宗。

一九一二年，他署名易廷熹，与胡汉民、黄兴、冯自由、萧友梅、汤化龙、林长民等具名呈请孙中山大总统速设国史馆；同年夏任临时稽勋局审议（局长冯自由），其后长期居于北京、上海，曾任唐绍仪的秘书、铸印局技师（与唐醉石、王福庵等印人共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设“南华书社”，创制北魏体字模，编印古籍、美术图书，出版《南华语业》。易大厂的好友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国民党中担任要职，他把易大厂招到了南京，以国民政府参事的身份，在印铸局工作。一九一六年二月，孙中山派胡汉民代替居正任国民党政治部长时，易大厂就担任胡汉民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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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他与黄牧甫（士陵）弟子李尹桑合辑自刻印成《秦斋魏斋玺印合稿》一册。同年与李尹桑、邓尔雅、李研山、区梦良等十余人假广州清水濠盛家“濠江草堂”组“濠上印学社”，定期雅集，刊有《濠上印学社印稿》行世。据研究学者杨玉峰说，如是，易大厂从政界乱局中急流勇退而踏上了他的篆刻创作和艺术传承之路。一九二〇年，他与邓尔雅、卢乃潼另组“三余印学社”。一九二一年，他又与罗振玉、丁佛言、寿石工、马衡及徐森玉、陈半丁等金石学者、印人在北京成立“冰社”，大厂被公推为社长。“冰社”周必聚会，交流技艺，探讨得失，突出印学，其影响远播大江南北。

易大厂印章

史树青与冰社弟子傅大卣的《冰社小记》记载：一九二一年，北京一部分研究金石文字的学者和古代文物爱好者，为了“发扬国粹”开展学术研究，取《荀子·劝学篇》：“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义，发起组织的学术研究团体，称为冰社。冰社社址设在琉璃厂路北五十四号，即在当时的社员周康元开设经营书画篆刻的古光阁后院，该社成立后不到一年时间，会员即发展至四十一人。由于社友同居北京，且各有收藏，社章规定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为聚会之期，参加社集者，各携所藏或新得金石文物到会，考释文字，鉴别年代，以收切磋琢磨之效。并互通学术消息，互赠拓本、书报，开展学术交流。其中最有意义而对后世古文字学研究影响最大者，即金石拓本的广泛流布，既扩大了文化事业的宣传，又为后世累积了资料，这可算是冰社对金石文字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易大厂印章

“冰社”曾令北方篆刻之学一时蔚然成风，论者谓可与南方之“西泠印社”媲美。它曾活跃数年，后以社员星散，老成凋谢，继起乏人，遂告消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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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易大厂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一九二七年任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国立音乐学院始建于一九二七年，是国立最高之音乐教育机构，一九二九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易大厂曾与音乐学院院长萧友梅合编词曲多种，文雅铿锵。易大厂与萧友梅曾同在日本习师范，后萧友梅又在孙中山手下任秘书。萧友梅在北平、上海创办音乐教育事业，易大厂均襄助出力。任教音专时，易大厂署名易韦斋，与萧友梅合作《杨花》（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新唱初集》《今乐初集》《新歌曲》《韦斋新歌曲》（与萧友梅合作）、《乐理教科书》（与萧友梅合作）、《新学制唱歌教科书》（与萧友梅合作）等数十册。

易大厂《琴楼操》行草书中堂

一九三〇年冬，易大厂于风雪中走南京，寓鼓楼旅店，与胡汉民、陈颙和答不辍；同年承胡汉民推介，篆刻国民政府国玺。一九三一年冬，为胡汉民《不匮室诗钞》撰序。一九三三年辑印《唐宋三大诗宗集》。一九三四年一月，国立音专之“音乐艺文社”创刊《音乐杂志》季刊，易大厂与萧友梅、黄自任主编，他在创刊号发表《音乐里需要的歌》一文；十一月，《音乐杂志》停刊，共出四期。十二月，与黄宾虹合编《金石书画丛刻》一辑。一九三五年，他刊行《大厂词稿》（写刊本），同时辑自刻印成《孺斋自刻印存》四册。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军兴；十一月，日军陷上海，蛰居租借孤岛，曾绝食以表抗议；同年梁效钧辑易大厂刻印成《古溪书屋印集》二册。

易大厂自用印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叶恭绰等在香港发起翌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假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易大厂应聘为筹备委员。同年屈向邦辑易大厂刻印成《诵清芬室藏印二集》一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起，日军开入上海租界，二十六日易大厂病逝于上海，年六十八岁。遗言：“不立后，不发讣、不设奠。”他没有子嗣，只遗老妻俞南君夫人，遗愿欲葬西湖畔，但当时国难方殷，未能如愿，及后夫人病故，经挚友叶恭绰、郑洪年襄助，把易氏夫妻合葬于上海近郊的“广东联义山庄”。

易大厂早年曾满腔热情地参加革命，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革命终于成功了，但政府依然毫无作为，社会依旧纷乱。正如学者杨玉峰所言“这逼使不少知识分子在政治漩涡和文化传承之间作出抉择。”正如他在一九三五年呈寄好友胡汉民的词作感慨道：

把江山好处付公来，怕春寒轻失花期，故园换叶；

吊兴亡遗恨泪痕里，强载酒细寻前迹，初日酣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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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大厂填词好生涩、僻调，严守格律，于四声清浊虚实，绝不轻易放过，踵武周邦彦、吴文英之作，乃因他和周邦彦同样精通音律声韵有关。而词本是可唱的，只是后人无法合乐谱写，因此他说：“唱词之法亡，而填词者愈众，此可谓之乘人之危，而巧取豪夺。填词者众，求唱词之法者寡，是谓因陋就简，畏难苟安。”

易大厂印章

一代词宗朱强邨对其词作尝誉之曰：“幽涩蜕自觉翁，浑妙处又具体清真，为倚声家别具奥境；至守律之严苦，制腔之沉眇，敻抱孤诣，羊叔子去人远矣！”而叶恭绰评其词曰：“大厂词审音琢句，取径艰涩。”龙沐勋也指出：“孺填词务为生涩，爱取周、吴诸僻调，一一依其四声虚实而强填之，用心至苦，自谓：‘百涩词心不要通’云。”而他也编辑《韦斋活叶词选》为普及词学作出贡献。他在《缘起》中说：“余少嗜词，访购借观传钞不倦，一恶熟，一畏艳，期自投好尚，故在选诵，又乐见幽隐之作，因是蓄选词之志已十余年。”而至于他选词的标准是以是否协律和文辞雅正为依归。

易大厂对于宋人词集背诵如流，别有会心，常以集词为乐，刊有《大厂集宋词帖》一册。他有阕词《念奴娇》是集宋朝词人共二十人，每人一句，绝无重复，然后还依着原词原句的位置，成为一阕《念奴娇》，如出一人手笔，天衣无缝。此非才气及对前人词句熟烂已极，绝对做不到。词云：

老夫白首（刘克庄），正无聊情绪（赵师侠），幽斋岑寂（周邦彦）。彩笔风流偏能写（辛弃疾），尔辈何烦涉笔（方岳）！冰雪襟怀（黄升），柳蒲顦顇（赵长卿），此意无人识（杨炎）；邻家相问（范成大），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

遥想居士床头（葛郯），千花百草（毛幵），处处成陈迹（周密）。嚼征含商陶雅兴（张榘），恨把年华虚掷（管鉴）；眼底山河（刘凝），醒时风韵（曾觌），顿起居前列（张纲）；形容不尽（沈端节），一声吹断横笛（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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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大厂的书法风格在晚年有了极大的转变，篆隶行书，已经不刻意效仿哪一位名家，反而笔划间更显得洒脱，与他潇洒的性情相呼应，笔气随心，法度从容，既有金石的厚重感，又有悠闲安逸的书卷气。

易大厂信札

易大厂早期书法效仿赵之谦，又有北朝碑体的气势，但他为人高雅脱俗，才识过人，因此，在近代效仿赵之谦的人虽多，却也并未有谁能够超越易大厂。在大厂的书法所擅诸体中，尤以赵之谦风格的手札小行书为最精妙，可以说其水平在当今也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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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有谓吴昌硕、赵叔孺、易大厂、黄牧甫为近代“印坛四象”。关于易大厂篆刻师承问题，大量的研究文章认为其印学自黄牧甫，或直指为黄牧甫弟子。但研究易大厂的权威专家、广州美术学院洪权讲师梳理易大厂篆刻艺术渊源及其学术人生，并未发现其师承黄牧甫的片文只字，虽然黄牧甫曾赠印予易大厂。

易大厂篆刻早年以《摹印述》为中心取法秦汉之间，并私淑悲盦（赵之谦）多年，其中年之后研习战国古玺，融各种考古新材料和文字于方寸之间，并逐渐形成其散朗、奇逸的艺术语言。而易大厂与黄牧甫弟子李尹桑交好并共研铁笔，一度印风相近。故简而述之，易大厂非黄牧甫弟子，然其与黄氏有印作交流，并通过李尹桑受到黟山黄牧甫印风有一定的影响。

易大厂篆刻颇有黄牧甫斩钉截铁之妙，复得李尹桑指授，有“青出于蓝”之誉，后另辟蹊径，专攻秦鉥汉印，得其枯老古拙之趣，布局以“方圆得体，屈伸维则，增减合法，疎密得宜”十六字为尚，所作天趣横溢，笔画茂疎，苍劲淋漓，意态安逸，论者谓其气魄神韵，别有一番境界。

易大厂画作

大厂早岁之作无不严谨精细，出规入矩，功夫尚在李尹桑、邓尔雅之上，晚年则一改和平印风，“以汉将军印之刀法，造封泥瓦当之意象”（朱京生语），取法古玺之残烂者，不衫不履，其白文尤具奇趣，最善留红，朱白对比强烈，震世骇俗。曾自嘲为“作家中的书法家，书法家中的作家”的今人管继平也说：“如印谱中‘鹤山易熹’‘宋玉故里词人’‘槁木’等，均为明显的黟山之风。其后易大厂从古玺、封泥中汲取意趣，印章重古拙天趣，不假修饰，所作朴厚跌宕，沉雄恣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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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大厂的才气，先师刘太希先生曾亲眼目睹。他说他在民国十二、三年间在上海闲住，那时上海文艺朋友在棋盘街组设一个书画会，每天下午三时后，各人将新作品拿出来请大厂题诗，当时如傅菩禅、郑午昌、王秋齐之流，都是“三绝”能手。但都要请大厂题识，大厂亦当仁不让，有画便题，通常一气题完数十张画，他不用起稿，也不用思索，振笔直书，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要长歌就长歌，要律绝就律绝。而且写出来的，句句不同凡响，好语如珠，真够得上惊才绝艳。

易大厂性嗜酒，无酒不欢，暑天常与诸吟侣轰饮市楼，旗亭画壁，高唱黄河，兴会淋漓之际，命侍者进冰淇淋一巨盎，和以啤酒及白兰地，卒以饮食不慎，成肠胃病。太希师又说，有一次酒后，题了很多的画，又写了很多的联幅，非常疲倦，刚要搁笔了，有位仁兄画了一张鹤要请他题，他醉眼迷离，不便推却，信笔一挥：“鹤、鹤、鹤”三字，那位仁兄以为大厂醉了，正为题坏那张画而着急之际，只见大厂继续写道：“我是山人君不觉，画来狂态都如昨。”因大厂是鹤山县人，所以这题格外有意思。

易大厂画作

太希师有次要归赣，临行请大厂画松，他以为是写条幅，摊纸即书：“天高有寻丈，不及吾胸次。”刘师赶紧说：“我是请你画松的呀！”只见大厂写道：“太希要画松，在此最惬纸，居士先作诗，醉后有此致，携归浔阳江，且示浔阳妓。”写完诗，在余下的空白处画松一小株，非常别致。这在在都显示出易大厂不羁的才华和潇洒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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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大厂皈依三宝，长年茹素。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易大厂尝言：“生平得力之处，唯一‘宽’字！旷达非宽，纵佚更非宽；放任非宽，聋瞶尤非宽；宽者宜以学问养育之，以世事锻炼之，使之自然而成一宽而无所不宽之慨，且非出于勉强矫揉，即圣人所谓‘心广体胖’也！”旨哉斯言！

易大厂有季常之癖，朋友招邀，夫人隔帘窥视，倘非其人，但作咳嗽声，则大厂不敢出门。友朋讥其惧内者，他表面却不承认，却以幽默出之。他说：“生平所怕者三，而老婆不算在内。”人家问他哪三件？他便答：“一为观音菩萨，庄严慈悲，佛法无边，一可怕也；第二是老虎吃人，张牙舞爪，你怕不怕？其三便是母夜叉，血盆大口，赤面獠牙，使人惊怖。我的内人呢，年轻的时候，绮年玉貌，美如观音；到了三四十，如狼似虎，我敌不过她；现在既老且丑，像个母夜叉了。我并不惧内，所惧的只是观音、老虎、母夜叉而已。”闻者莫不捧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