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有太多的老人离我们而去。

讣闻接踵而至，我们甚至难以像往常那样，对每位逝者都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只有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时候，才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离去留下的空虚。而有些“空虚”，与我们近在咫尺。

于是，我在3月8日拨通了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凡的电话。

之所以与锦绣中华方面联系，是因为我回忆起今年初，当我正在高烧中迷迷糊糊的时候，接连看到两则讣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侯一民、周令钊分别于1月1日、1月3日去世。

两位大师的名字，或许并不为很多人所知，但是，一件他们共同的作品，却在深圳家喻户晓，那就是——锦绣中华。

锦绣中华，是中国第一个微缩景观主题公园，开创了中国旅游产业的崭新业态；接待过数以百计的世界各国元首、政要；邓小平同志一家在此留下珍贵的合影……

作为锦绣中华总经理的汪凡，对这些无疑是了然于胸的。不过，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一时间却把他给“问住”了：当初，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为什么要被命名为锦绣中华星？

从两则讣闻说起

今年1月2日，中央美术学院微信公众号发布讣告：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国新壁画运动开拓者之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第一副院长，中国壁画学会首任会长，“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共党员，侯一民先生于2023年1月1日18时49分在昌平泰康燕园逝世，享年92岁。

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美术学院又发布讣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国艺术设计大师，中国壁画运动开拓者之一，共和国“最美奋斗者”，中国文联第十届造型艺术成就奖获得者，中共党员，周令钊先生于2023年1月3日15时06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安然离世，享年104岁。

仁者寿。

侯一民先生是第三、第四套人民币主景设计者之一，而周令钊先生参加设计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少先队队旗，主笔共青团团旗等重大国家设计任务，被称为“新中国设计第一人”。他们，都是响当当的真正的设计大师。

而他们有另一个共同身份——都是锦绣中华的建设者。《中国美术》记载，侯一民先生担任“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三个园区的艺术总顾问。经侯先生建议，增加了一个反映中国和世界各民族民俗生活的微缩景观的大项，并由他亲自主持设计和制作。侯一民先生还亲自为锦绣中华景点设计人物场景，创作和烧制了8万多个陶艺小人，并且，全家上阵在工地上斟酌摆放。

周令钊先生则不但担纲总图纸设计，还带队到景点所在地创作。

我想，今后，不太可能有哪个主题公园能够组建起如此豪华的专家阵容了。

▲侯一民

▲周令钊

“小人国”带来的冲击

深南大道车流如织，华侨城地段绿树掩映，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在大道一侧次第排开。虽然不是周末，但这几个景点的游客较春节前已明显增多。

而锦绣中华这个城市文化IP的诞生，也许要从1985年的某一天开始说起。

这一天，时任香港中旅集团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马志民到欧洲考察，在荷兰玛林洛丹参观了一个叫“小人国”的景区。

这是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荷兰一对叫马都洛的夫妇，为了纪念在二战中去世的独子，按照1：25的比例兴建了一个包含有荷兰120个风景名胜的“小人国”，如乌特勒支的圆顶大教堂、荷兰国立博物馆等众多荷兰代表性的观光景点。数以千计的“居民”都是寸把高的“小人”，行走在其间就像走在格列佛游记当中的小人国一般，十分梦幻。1952年开园时，轰动了欧洲。

流连其中的马志民大受启发：小小的微缩景观能尽揽荷兰名胜，我们能不能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浓缩在一起，让中外游客在短时间内领略中华民族文化呢？深圳既无老祖宗留下的名胜古迹，又缺大自然赐予的名山大川，那咱们能不能干脆把别人的好东西都拿过来，再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景点？

他应该也会想起，1983年，港中旅组织在香港、菲律宾、澳大利亚举行了一个反映中国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的摄影展览，引起空前轰动。大批观众慕名而来，不得不一再推迟闭馆时间。若能将摄影内容以雕塑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定会大受欢迎。“锦绣中华”的雏形，就在那电光石火间形成了。

其时，国家对公民旅游采取的是“不鼓励，不提倡”的政策，旅游还不是一个独立产业，只是附属在外事接待部门的一个事业单位。彼时，华侨城的定位也是工业为主。但马志民很早就相信“文化是明天的经济”。在一次全国高等旅游院校理论研讨会上，他表明了他对中国旅游产业未来的信心：“旅游业将是新世纪全球最大的产业，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未来将会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尽管其时每年到中国内地的外国游客仅有400多万，而同时期的香港，每年接待的外国游客高达560万，整个中国内地还不如香港一座城市。

但是，他的这一跑在时间前面的设想，实施起来首先就遇到了观念的阻力。

▲锦绣中华微缩景观布达拉宫。

炸锅了！不搞工业搞什么主题公园？

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东南沿海，率先起跑的深圳经济特区更是引人注目，整个深圳像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

但有一个地方却是出奇的安静。华侨城项目获批半年了，却迟迟没有动工的迹象。

“为什么不动？华侨城在搞什么？”

有媒体报道，华侨城一位高层回忆，当时有上级领导这样责问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马志民。马志民却反问道：“一片4.8平方公里的滩涂，稀洼洼的，开发怎么搞？”

那时候，华侨城还叫沙河农场，满眼望去，皆是滩涂。小孩们会沿着海边沙滩抓鱼虾螃蟹，然后骑着单车拿到南头或东门去卖，以补贴家用。如果遇到台风天，小孩们还会去海滩上捡玩具。没错，是真的玩具。因为对岸香港海边有一些玩具厂，一旦刮台风，一些玩具就会被吹到海里，漂到华侨城附近的海滩上。

马志民不是一个畏难的人。他加入东江纵队打过游击，指导过深圳水库工程的建设……按兵不动，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宏大构想。

当时，其他开发区的建设者都忙着引进设备和资金，开办工厂，到处热火朝天。在香港中旅集团当过总经理的马志民却认为，先进的观念比物质更为重要——深圳本身就是一座被观念催生的城市，多年后，这座城市评出了著名的“深圳十大观念”——跟别的开发区竞争工业项目，深圳湾的滩涂地没有优势，他想，要建就先建城市，一座像新加坡那样的花园城市。

为此，他拍板花费11万美元——以20 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月均数十元人民币的收入水平，这无疑是令人咋舌的高薪——请来孟大强为华侨城做设计规划。

孟大强是新加坡泰斗级规划师，在德国、英国、西班牙、新加坡等数十个国家都留下了城市规划成功案例，著名的圣淘沙、新加坡大学均出自他的手笔。

后来的华侨城再次证明了他的才华。华侨城算不上面朝大海的远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区，甚至还有点上了年纪的“老旧”，却是很多深圳人心中的“理想之城”。如果说，蛇口像香港，那么华侨城则是深圳的“小新加坡”。首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过深圳，一到华侨城他就说：“我一到这里就感觉是回到了新加坡。”

当然，这是后话了。规划有了，先建什么？

搞工业！这是当时华侨城指挥部多数干部的意见。

但从欧洲考察回来、被荷兰“小人国”所震撼的马志民想搞“主题公园”。

当时，“主题公园”是绝大多数国人听都没听过的新鲜玩意，华侨城指挥部多数人对此投了反对票。有人说，这笔钱不如去搞房地产，深圳湾这么荒凉，搞旅游无异于将钱扔到海里；还有人说，要搞旅游不如搞新鲜刺激的游乐场……

尽管如此，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在最终决策时，拍板认可了马志民的方案。唯一的改动是，景区的名称当中有“小人国”三字，廖晖认为，中国是泱泱大国，叫小人国不合适。于是，后来大家商议采用了“锦绣中华”这个名字。

就这样，中国第一个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在一片猜疑声中开工了。

▲2009年的锦绣中华。

▲早期锦绣中华远眺。

每一个名字都是重量级

曾经担任深圳华侨城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的袁铁坚，退休后定居在美国加州。在电话里向我回忆起当年的锦绣中华与马志民，很是感慨。

他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兹录如下：“马总在创建华侨城和锦绣中华时，很注重人才的引进，尤其是重视高端人才，或招聘或顾问，总之是‘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如华侨城的规划顾问是新加坡籍华裔建筑规划大师孟大强，锦绣中华的艺术顾问是侯一民、周令钊，服装设计顾问是齐牧冬，为‘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题字的是李可染、费新我都是国内顶级专家学者，民俗村轰动一时、久演不衰的两场晚会节目《绿宝石》、《东方霓裳》分别由著名编导周培武（云南歌舞团）和王曼丽（沈阳军区歌舞团）一手打造。”

袁铁坚本人曾经是湘潭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也是一名崭露头角的青年民俗学家，著述颇丰，同样被马志民“挖”了过来，“在锦绣中华民俗村工作三年半，后调总部工作。”

据悉，为真实再现原景观的风格和艺术价值，在开始筹备建设的过程中，锦绣中华园区就邀请原景物所在地的文物研究部门以及上百名著名古建专家、雕塑艺术家、园林工艺专家当顾问或亲身投入创作。比如，长城景点的建设由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进行现场指导。

除了专家队伍追求高端外，锦绣中华的建造要求也十分苛刻。建微缩长城景观时，建设者们按古长城相同的材料，烧制了650万块小砖。建东坡园时，最初对用黄瓦还是灰瓦定不下来，在查阅大量史料后，才发现黄瓦一般用于皇家园林，于是最后选了灰瓦。据说，当时有2000名国内艺术大师和技术专家参与了园区景观策划，他们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古建筑公司。

▲1992年春节，市民在锦绣中华苗寨看表演。

3088号小行星，“锦绣中华星”

现在该说回那颗“锦绣中华星”了。

1989年9月，锦绣中华终于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了。该景区是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和960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的荟萃和缩影，迷你版的万里长城、秦兵马俑、敦煌莫高窟、黄果树瀑布等80多处反映中国历史和华夏文明的微缩景观，大部分按1∶15比例复制，使游客得以“一步迈进历史，一日游遍中国”。

景区开业时的火爆程度，不但超出了当初怀疑者的想象，也令马志民始料不及。每天至少上万游客蜂拥而入，多时达二三万人，以至于深南大道不得不临时封闭一半，用来停靠旅游车辆。但这带来了更多的人流，最后，锦绣中华景区甚至不得不在电视上播放了一则广告：“希望深圳本地市民暂时不要参观锦绣中华。”

调查显示，当年国庆期间的冲印店中，80% 的照片是锦绣中华的景观。有人形容说，刚开业那会儿，“售票处犹如印钞机般财源滚滚”——事实上，锦绣中华一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在开业当年就全部收回，这是一项令人想都不敢想的纪录。另一项纪录是，开园当年，锦绣中华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716万游客。这是中国主题公园年接待游客量的最高纪录。

而一个不太为人知的纪录是， 1991年3月26日，一颗国际编号为3088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锦绣中华星”。这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在1981年10月24日发现的一颗主带小行星，这一命名，是主题公园界的骄傲和唯一殊荣。

可是，一颗行星，为什么要用一个主题公园的名字来命名呢？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机缘呢？是如何推动与促成的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不仅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现任总经理汪凡答不上来，就连1991年进入锦绣中华民俗村工作的袁铁坚，也说“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他向我推荐了一个人——陈孟炯，华侨城退休干部，曾任锦绣中华办公室主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他相当于马志民的‘大秘’，对当时的情况相当熟悉。”

遗憾的是，陈孟炯一时联系不上。不过，按照袁铁坚的说法，锦绣中华当时的名气已经非常大了，作为内地第一家主题公园，被有关部门命名也是正常的。

《深圳侨报》2021年2月1日推出的一篇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可视为对袁铁坚的猜测的一种佐证：“时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和祺在命名仪式上说：‘锦绣中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以灿烂的艺术和美丽独特的风姿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这样一个对人类艺术宝库做出贡献的景区，是完全有理由享受这一荣誉的。”

而令“锦绣中华”进一步为天下知的，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邓小平。

“……小平同志接着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小平同志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在‘布达拉宫’前，小平同志分别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在驱车回迎宾馆途中，小平同志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这是雄文《东方风来满眼春》留给我们的一组珍贵的历史镜头。邓小平同志与家人在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布达拉宫”前的合影，也因此家喻户晓。

2022年9月4日《现代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浪遏飞舟到中流》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世纪伟人邓小平》（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的书评，文中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邓小平终其一生没有去过西藏，30年前，邓小平在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于‘布达拉宫’前合影留念，还颇为遗憾地说：‘全国我就这个地方没去过。’‘看来是去不成了，照张相留个纪念。’”

因为有了与这样一位老人的交集，“锦绣中华”不再只是一个形容词与名词的组合，而是以一个标志性景点的名义，更多地进入了历史的视野。

更不用说，数十年来，在文化交流的天幕上，它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星。

（原标题《元故事 206 期 | 天上有颗“锦绣中华星”》）

编辑 陈晓玲 黄小菊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许家宜 三审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