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艺术发展局赞助、香港作家联会策划发起的“创建‘文化大湾区’计划”已经启动。据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先生介绍，这个计划将联合部分湾区城市媒体开设“明月湾区”文艺园地，并举办“大湾区文学征文奖”。目前各项活动正有序进行中，《晶报》也有幸和《羊城晚报》《澳门日报》等机构一起，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

“文化大湾区”“人文湾区”“湾区文化”等说法正渐渐流行。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开始大文化深度转型的《晶报》，已专门开设“文化湾区”专版，开始重新梳理大湾区文化资源，尝试在传统的“珠三角文化圈”之上开拓新的“大湾区文化视野”，为在前所未见的“湾区经济”背景下建立起新的文化共识贡献一份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GBA），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俗称“9＋2”。它们基于传统地域与近200年间中国历史而来的文化共性相当明显，在此不赘述。

我最近则注意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湾区城市大都经常被人冠以“文化沙漠”的称号。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沙漠”起码曾经成为过“9＋2”城市共同的“文化符号”。

据初步观察，“文化沙漠”这顶帽子戴在湾区城市上的时间有早有晚，香港自然是最“资深”的，至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则要晚得多。深圳是80年代后期（而非人们相沿成习的所谓“建特区之初”），广州是90年代，珠海、东莞等地则要到2000年代之后了，这其中东莞属于“后来居上”者。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妙就妙在：其一，粤港澳大湾区竟然是所谓“文化沙漠”如此集中的一个区域。其二，“文化沙漠”一词既非严肃的官方话语，亦非严格的学术术语，更没有进入权威辞书与大百科全书的阐释视野，但它就是能在官员、文人、学者、媒体人乃至市民的笔下嘴中传来传去，自带流量，避之不及，驱之不尽。其三，几乎所有使用“文化沙漠”一词的人，都是为了否定它，但正是舆论上的“否定”，加剧了它的传播，提高了它在媒体上出头露面的曝光率，造成了一种“莫须有”的现实。其四，大部分使用“文化沙漠”一词的人，既不深究此说法的准确含义，也不考察它的来龙去脉，都只是人云亦云，顺口挪用：既用于自我矮化，也用于自卫反击；既用于“自我表扬”，也用于“自相残杀”；既用于给人“摘帽”，也用于自我“授勋”……简直就是各“沙”其“沙”，各“漠”其“漠”。

我接下来要讲述的，不是再次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的问题。类似的问题我曾经认为是无法回避、必须讨论或回答乃至回击的尖锐问题，现在我则认为这属于“伪问题”，在任何场合都没有严肃回答的必要。我想讲的是“文化沙漠”本身的传播故事：它究竟是谁？它从哪里来？它为何而来？它的使用场景有哪些？为了阻断它的使用和传播，人们究竟做了什么？

鉴于此项工作极为庞杂，牵扯各类文献甚多，我先行给出一份“文化沙漠”编年纪事。有了一条时间线，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清楚了。为了论述方便，我暂且只以深圳报业集团数据库为采样资源，其他略有涉及。

●1979年之前

我在大美、大英百科和几种汉语辞书上都查不到“文化沙漠”这个词的“出身”。有个《新词语词典》举1960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一句话作为最早出处，明显不靠谱。那句话是：“台北《联合报》等最近发表文章说，台湾现在变成了‘文化沙漠’。”又举例说：据美国《工人周报》报道，美国存在着广大的“文化沙漠”。这倒是提醒我们注意“文化沙漠”一词的使用场景：此语曾经是“批判词汇”，用于描述敌对阵营的文化现状。这个词给人的视觉印象也确实极有利于引发鄙视与蔑视：谁会喜欢干燥暴晒、风沙弥漫、寸草不生的沙漠呢？

有些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当年人们反思“文革”时，也常常用“文化沙漠”来描述“十年浩劫”造成的恶果。比如作家李国文在《书事忆旧》一文里说：“我记得在仅有8出样板戏和浩然先生小说的一片文化沙漠中，不但无书可买，更是有书也不能读……”

1927年2月27日，鲁迅第二次来港演讲，一群年轻的香港写作者向鲁迅提问：“香港是文化沙漠吗？”鲁迅回答：“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太颓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近百年间无数文化、政商名人否定过“香港是文化沙漠”，看来鲁迅是这个行列中的第一人。

这代表了“文化沙漠”一词的另一种使用场景：老牌文化中心城市对新兴工商城市的傲慢与偏见。巴黎曾经说伦敦是文化沙漠，伦敦后来又说纽约，纽约说洛杉矶，苏州说上海，上海说香港……这是一条有据可查的“鄙视链”。

●1980至1981年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时，深圳市文化设施落后，但主政者已经喊出了“文化先行”口号，第一家深港合资文化企业博雅画廊已经成立。现在没有当时的文字证据证明，有人给深圳戴上过“文化沙漠”帽子。

●1982年

是年深圳媒体上首次出现“文化沙漠”一词，且只出现一次。11月15日的《深圳特区报》上推荐了一本叫《捕蝶》的小说，称“香港不再是一个文化沙漠，她长满了艳丽多姿的花草，吸引着蝶儿穿梭其间，《捕蝶》显现了这小岛文坛的热闹情况。”这句话给深圳读者首次示范了“文化沙漠”的实用场景：经常用于否定，貌似这个词专门是为了否定而诞生的。

●1983年

这一年，“文化沙漠”没有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可见1982年出现的那次绝对属“偶发事件”。

●1984年

是年“文化沙漠”出现8次。数量陡然增高的原因应是本年年底中英将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自年初起，深圳报纸上涉香港话题增多。

1月8日的《深圳特区报》上，一篇推荐《香港作家小说选》的书评说：“我对香港文学知之甚少，总以为在这块‘文化沙漠’里，难以产生非商品化的纯文学。近读《香港作家小说选》，深感这是由于自身的闭塞而形成的一种偏见和错觉。”

8月12日登载《与刘以鬯先生一席谈》，作者专访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请他介绍香港文学的现状，刘以鬯先生说：“……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1985年

这是深圳“文化沙漠传播史”上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好像有一种声音开始传播，即担心深圳成为“文化沙漠”。这年2月8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青春艺术团应邀到哈尔滨演出，20场预售票在两天内被抢购一空，有人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歌剧院门前等候退票。有哈尔滨青年找到艺术团演员们说，看了演出，我们知道深圳并不是人们传说的文化沙漠，而是生机勃勃的一片绿洲！

为什么忽然有这样的说法传到了哈尔滨？目前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那几年深圳去东北集中招聘过人才吧。

●1986年

这一年，“特区文化”成了热门话题，原因之一是深圳的文化建设得到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的重视。1986年12月4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说，记者参加在厦门召开的全国文化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时，独家采访了高占祥。高说：“特区文化要特起来，要比内地更大胆更积极更主动更开放些；要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政策，打破一些常规的模式，走探索的道路；要搞一个适应特区文化事业发展的战略规划……”

《深圳特区报》还专门在同月15日以“如何发展特区文化”为题举办了座谈会。有位与会者发言时表达出了一种很特别的焦虑。他说：“抓好特区文化迫在眉睫，切不可让海外人士产生‘文化沙漠北移’之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有人担心香港的“文化沙漠”可能会跨过深圳河？

很多年之后，大概2018年吧，有人如此回忆：1986年，在红岭路和红荔路交界处，在人们还在痛心疾首斥责深圳“文化沙漠”的时候，“大家乐”舞台出现了……

“痛心疾首”云云或有夸张，但那年头应该是时时可闻“文化沙漠”声了。但是倡导“特区文化”的文化部副部长并没有提“文化沙漠”，可见从一开始，所谓深圳成为“文化沙漠”的论调就不是严肃的“体制内话语”。

考虑到不断有人因深圳而抛出“租界说”“变色说”“资本主义说”，第一批指责或担心深圳成为“文化沙漠”的人，实际上是在“政治批判”意义上将当年送给香港的“文化沙漠”帽子直接拿来扔给了深圳。“文化沙漠北移”？移动的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沙漠”帽子。

●1987年

本年度7月27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时提到：1984年底，四川省委决定在深圳办一个“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当时有人提出疑问：“到深圳办文化窗口有啥意思？去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吗？”“人家到深圳是做生意、图赚钱，那里是文化沙漠，有啥文化交流可搞？你们中心还是想捞钱吧。”

●1988年

这年2月中旬的一天，《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1983年，您作为一名作家来过深圳特区。这次，您以文化部长的身份旧地重游，对深圳的文化现状有何见教？”

王蒙说：“1983年至今，一晃5年，这里变化很大，发展很快，令人高兴。随着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文化的要求也在增长。深圳图书馆建得很不错，很多人热心阅读，据介绍说，这里读书空气很浓。大剧院、博物馆、艺术中心都在建设之中，出版了报纸、杂志、书籍。深圳大学建设也是十分可喜的，所以，现在要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是第一位部长级官员否认深圳是“文化沙漠”。然而王蒙话里有话：是“现在”不是，当初曾经是过。从此一个新的话术诞生了：承认深圳原来是“文化沙漠”，但现在不是了。客人们都很愿意用这个句式表扬深圳。

本年10月深圳搞了一个“88青年文化艺术节”，报纸上说，深圳市文化局今年以来接待了几批外地来参观的同行，客人们不禁发出“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感慨：“深圳不再是文化沙漠了……深圳这片文化沙漠能够迅速地拓展为绿洲，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绿色种子的基因。”

就这样，从1988年开始，媒体开始承认深圳曾经是“文化沙漠”，然后津津乐道如何如何变成了绿洲。这样的一个逻辑一直沿用到今天。

●1989年

看来这顶以“文化沙漠”为材料制成的帽子，深圳糊里糊涂就戴上了。什么是“文化沙漠”？为什么要把原来用以贬低香港的帽子送给深圳？深圳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曾经是“文化沙漠”？这些问题尚未获得及时与深入的思考，深圳人就开始了为自己辩护的路程。这条路很长，一直通到今天。初期的辩护策略是先承认，再否认：承认原来是，否认现在是。

本年度的10月7日，特区报刊登综合消息，标题为《昔称文化沙漠 今成文化窗口 深圳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消息说：我市文化事业原来底子薄、起点低，文化队伍小，文艺设施少。市委、市政府为树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投资兴建了深圳大学、电视台、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科学馆、新闻文化中心“八大文化设施”，办起了深圳市交响乐团、歌舞团等专业文艺团体和艺术中心、艺术学校、深圳画院，扩建了市粤剧团、美术馆、深圳戏院和新华书店等。

现在看来，这则报道混淆了两个问题：其一，文化设施落后，并不等于一个城市是“文化沙漠”；其二，兴建文化设施与机构，并非仅仅为了“树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作为“后知后觉”的“事后诸葛亮”，我只能猜想当时“文化沙漠”论调给深圳文化人的伤害太深重了，以至于他们把摘掉“文化沙漠”帽子当成了一座城市发展文化事业与产业的目的。堂吉诃德们纷纷大战风车。

▲历年深圳被提及文化沙漠的次数

●1990年

深圳迎来了第一个十年。总结十年成就，是本年度的主旋律。这一年，“文化沙漠”一词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次数迎来第一个高峰。从此，每逢说起深圳文化，“文化沙漠”都如影随形，好像离开这个词，已经不知道如何判断自己的文化方向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以否定“文化沙漠”的方式肯定深圳的文化成就。我们对这个词如此在乎，以至于有人在媒体上开诚布公地承认：“作为一个深圳人，每听见有人讥讽深圳是‘文化沙漠’时，就像蒙受到一种耻辱，禁不住要与之争辩。”

多年之后，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2019年接受记者专访还愤愤不平地说﹕“20多年前，有人给深圳戴上了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认为深圳只抓经济建设。我们对这个说法感觉不愉快、不服气，更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我们绝对不是‘文化沙漠’”。

然而，“争辩”时无法回避的同一个问题，答案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坚称“文化沙漠”论是对深圳的误读、贬低乃至污蔑，即认为不论建特区之初，还是任何时候，深圳都不是“文化沙漠”。另一种则是承认深圳曾经是“文化沙漠”，但时间只是“建特区初”或“80年代”。这两种由一个问题引出的相互矛盾的答案，于1990年特区十周年之际，构成了深圳应对“文化沙漠”论的最初模式，且结构稳定，直到今天也变化不大。它们有时还会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里，像“他乡遇故知”一般关系融洽。

本年见报的一篇成就报道说，特区十年间“聚拢了许许多多平凡与不平凡的工程师、经济师、教员、医生、教授、作家、艺术家……他们在这片昔日的文化沙漠上，传授着知识，贡献着才智，播种着人类文明。”

而官方色彩浓厚的《大鹏颂——深圳经济特区十年成就展》，则在解说词里一会认为“文化沙漠”是“贬称”，一会又说“文化沙漠”已变成文化绿洲，恰似《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左右手互搏。那“解说词”说道：“曾几何时，这里还是文化落后之乡。就在这片被人们贬称为‘文化沙漠’的土地上，深圳人用中华民族文化的乳汁和外来文化中的清泉辛勤浇灌，以创造经济奇迹的速度和气势创造文化。今日深圳，现代化的文化设施与商业大厦相媲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文化沙漠’已变成文化绿洲。”

这一年的年底，一本“奇书”出现了，所谓“奇”，是书中文章的十几位作者似乎不约而同坚持一个原则：不承认“文化沙漠”的说法；文中根本不提“文化沙漠”这回事。

此书名为《深圳特区文化初探》，1990年12月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书由当时的深圳市文化委员会主编，内容是荟集特区成立十年来文化研究成果，全面反映特区文化研究实绩，所收文章几乎涉及诸如特区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市场管理、企业文化、群众文化、影视出版乃至与香港文化的交流借鉴等深圳城市文化所有方面。序言作者说，此书的汇编属开拓性工作，是献给特区十周年的礼物。

这本书的作者中，许多都是后来在文化界担当重任的人物，也都是以实绩与理论回击“文化沙漠”论的主力军，可是，他们当年为这本书写文章时没有一个人承认深圳曾经是“文化沙漠”。他们甚至都有意回避这个让人不快的词汇。

只有一个例外：书中收有一篇写于1985年9月的文章，题为《深圳特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作者在文章第二部分写道，据1982年统计，特区与外商签订1634个项目，投资额105亿港元，实际投入27亿，文化方面只有4项，投资300万港元，占整个投资的0.2‰。作者接着假设了一种情况：“如按这投资比例建设下去，城市就会畸形发展，变成‘经济绿洲，文化沙漠’。”

接下来的论述，作者举了大量例证来说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从1982年起，深圳一连3年把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文化建设，八大文化工程正在陆续交付使用，文化系统自我发展能力增强，社会办文化的热潮正在兴起。

这里说的正是特区初创时期文化建设的情况。作者并没有回击“文化沙漠”论，因为1985年深圳的这顶帽子尚未成型。他文中横空出世般提到的“经济绿洲，文化沙漠”不过是个假设，而且还不是单指文化，而是与经济“对举”。

收入《深圳特区文化初探》的文章，有一篇题为《迅速发展深圳特区文化事业》。作者苏伟光从8个方面历数累累成绩，证明深圳文化经过十年努力出现崭新局面。他尤其提到，建立特区前，深圳是一个仅有2万人口的边陲小镇，文化设施不过是一间1949年前留下的小电影院、一间60年代初扩建的戏院和一家不足100平方米的新华书店。他又提到，深圳对外文化开放中，坚持的原则是“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我读到这些地方时，总感觉“文化沙漠”一词有呼之欲出之势，然而并没有。通篇文章根本见不到“文化沙漠”一词。有趣的是，仅仅6年后的1996年，已经成为深圳市文化局局长的苏伟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16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下，深圳文化事业有了‘超常规’的发展，彻底甩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并逐步走向文化绿洲。”

他终究还是接受了“文化沙漠”这顶帽子。

统筹 李岷

记者 胡洪侠

制图 勾特

编辑 陈晓玲 严偲偲

审读 刘春生

二审 张雪松

三审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