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不一样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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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的语境中,“风”是一个可虚可实,又虚实不定的概念。如果将历史的流变,世道人心的起伏看作是“风”,在今天历史学的视野中如何捕捉“风”,描述“风”,就有了不一样的阐释,也能衍生出富有趣味的实践。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就是这样一本试图触摸“风”在历史时空中流动的著作。作者谭徐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截取出七个片段。在乡居举人的日常见闻中,在“守旧”地方新式校园的绯闻风波中,在宦游者与地方人士事关尊严的保卫战中,在围绕文坛领袖生日庆典而起的层层有心或无意的涟漪中,捕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种种变迁在不同角落里的投影。

《察势观风: 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 谭徐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5月版

比如,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后续走向。本书的第二章《天崩地解与感同身受》试图在时人的见闻和记忆中“重访”这场战事。通过不同的人充满个性化色彩的表达,我们发现面对这样一场改变国运的强风,各人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其中间杂着个体的经验和情感,也受制于信息传播手段和渠道的局限。

吴玉章与胡适关于战争失败的回忆中,交织着失去至亲的创伤体验。国难叠加家难,在国家危亡的紧张感中,多多少少掺杂着个人生活的苦痛,格外的深切而具体。而在蒋梦麟的回忆中,甲午之战则具象为小贩兜售的彩色画片。与事实相反,这套画片所描绘的,是起火下沉的日本舰船和戴着镣铐、关在笼中的日本俘虏。“纸上的胜仗”令小孩子们深信不疑。

更直观的,是山西举人刘大鹏与帝师翁同龢书写于同一时期的日记。

刘大鹏感受到的,是城乡居民皆贫穷,地方大小商人经营困难,“较前数年远甚”。为应付前线军事,就连山西的小县城中,也频繁有兵员调动。此外还有临时摊派与支差,令民生更加困顿。1895年是会试之年,对于传统读书人来说,这场考试本该是事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然而战争导致南北交通阻隔,“今科覆试举人……东南诸省皆不能来。”有意思的是,尽管战事已化为这样具体的压力传导至民间,士林及乡里仍弥漫着反对议和的声浪。

而翁同龢身在中枢,不仅能了解战事动态,也能了解朝中诸人的不同心态和第三方对战局、对朝廷的态度。这些信息,使他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越来越悲观。他对和议之说不以为然,却对不断恶化的战事束手无策,陷入极深的焦虑与无措。

作者在《自叙》中,援引近代四川学者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观念,借以申明他写作此书的着眼点与着力点。刘咸炘认为,史学研究中“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先入而后出,由考据而生识也。”要了解历史,既需要进入历史的情境,以时人的视角去理解发生的事情,又要能抽离具体的事物,对历史的发展过程作整体的把握。书中的几个题目,大致都贯穿着对这一种史学观念的实践。

编辑 高原

(作者: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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