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二毛

这几天，看到京沪两地的出版与阅读机构做了一个名为“致敬1922：文学奇迹之年”的系列文学沙龙。了解其背景后，作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一分子，不免有些思考。

1922年，怎么就是个文学奇迹之年？先说世界文学史。1922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分别在当年的2月和10月面世，改变了读者对文学的看法：乔伊斯以意识流手法创作平凡人的史诗，《荒原》以拼贴方式讲述战后欧洲。也是在这一年，法国人普鲁斯特完成了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并在1922年11月离开了这个世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完成了她的转型实验创作《雅各的房间》，直接影响到《到灯塔去》等代表性作品的写作风格。再说中国文学史。1922年，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冯雪峰、潘漠华、胡适、老舍、沈从文等促成了中国一众新文学团体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鲁迅先生则在这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巨作和巨匠扎堆1922年，可谓“人类群星闪耀时”。

为什么偏偏是1922年？一是社会，一是科技，这是我的分析。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四年，但之前的四年大战，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被卷入战争，它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绵延多年，并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1918年发生的西班牙流感，数千万人感染死亡，直接导致战争结束。无数家庭无法走出战争和疾病带来的双重伤痛。社会秩序被打乱，人们的生活支离破碎。战争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上，各种新式武器，如毒气、坦克、远程大炮相继出现；生活中，汽车、飞机、第一个无线电广播也相继出现。无论是社会还是科技，一切都是新的。这种“新”刺激了文学，幸运的是，文学家们也及时地作出了反应。他们的作品拒绝传统的创作方法，使用“诡计多端，耍杂技一样”“大搞破坏”（伍尔夫语）的风格来反映新世界。《尤利西斯》的意识流、《荒原》的拼贴、《雅各的房间》的主人公缺席，无不如此。

“文学奇迹之年”可以给我们的文学哪些启示？一百年后，今日社会与科技何尝又不是日新月异、“换了人间”？单说这过去的三年，中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疫情，很多东西何尝又不是在打破和重建？科技就更别提了，阿尔法狗打败围棋冠军、元宇宙、马斯克火星移民计划等，无不刷新我们的认知。这样的“新”一样要求我们的文学作品作出回应。我们作品的内容能否真正触达新世界、新生活、新人类，形式能否跟上时代步伐，并且创新引领，这都是问题。这些年，为何不再出现现象级的文学作品，是一代作家江郎才尽，还是时代根本不需要文学了？我觉得都不是。问题还是在于人——作家，没有找到可以撬动文学地球的那个支点。那个支点既是使命和创新，可能也还是胆识和勇气。

新的一年，且期待。

（原标题《1922年文学奇迹带来的新年启示》）

见习编辑 刘悦凌 审读 韩绍俊 二审 张克 三审 周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