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九章》 戴燕 著 商务印书馆 2021年8月版

曹植创作于三国时代的《洛神赋》，以其精美华茂的语言、缱绻悠深的情愫、纷繁生动的嬗递，历经1800年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成为人们叹喟爱情无果、抒发别离惆怅的寄托。如今，以《洛神赋》之情节、传说为主题的戏剧、舞剧等“当代演绎”层出不穷，而剥离繁复、绚丽外表后的原始文本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洛神赋》究竟缘何所创，其情旨为何，赋文中“洛灵”究竟为谁……如此种种，或不被人所关注，或代入了后人太多的附会与臆断，以至于将《洛神赋》的原貌所遗忘。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戴燕的《<洛神赋>九章》，凭借通俗的语言、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以及超越传统文学史研究范式的跨学科视域，不仅将千年《洛神赋》的原貌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为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历代对于《洛神赋》的真正寓意，流传较广的有“感甄”与“思君”二说。前说指曹植曾与自己的嫂嫂甄妃暗生情谊，后因甄妃亡于曹丕之手，曹植感伤之际作《洛神赋》，以“洛神”代甄妃；后说认为曹植作《洛神赋》是为献给哥哥曹丕，以隐喻君臣大义。

本书中，戴燕提出“守礼”说，认为曹植作《洛神赋》旨在表达自己要在婚姻、政治乃至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遵守礼的规定。然戴燕教授并非通过一味驳斥“感甄”与“思君”二说来反证“守礼”说的合理性，而是以考古式的史家态度，耐心梳理曹植《洛神赋》的创作环境、“宓妃”“宋玉的神女”这两个《洛神赋》中“洛神”形象重要灵感来源的嬗变历程，以及“感甄”与“思君”二说的产生原因。同时，对于“守礼”说的表述，戴燕用的是“用多声部表达守礼”，融入了“言情”和“对丽人无以复加的赞美”这两个声部，不仅对造成寓意误读的合理性持包容开放态度，也为读者提供了思考、补充的空间。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强调，根据经验主义定义的理性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戴燕在其著作《文学的权力史》中也提出：“要了解文学史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关键在哪里，势必要回到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而本书中，戴燕反对“不惜牵强附会地将文学‘历史化’的阅读”。由此，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方法，综观戴燕的观点，既要放在历史语境中，回归原点，又不能因过度“历史化”而牵强附会。文本细读以及背景、“前史”研究同样重要，这也是书中戴燕提出“守礼”说在研究方法上的“双声部”。

戴燕为读者勾勒了多声部的“守礼”说如何在后人的牵强附会和误读中变成了单纯的“感甄”和“思君”说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在提醒着读者对待文学经典所应有的态度。在本书序言中，戴燕强调，古典文学作品并不是“一种凝固的文本”“一个死去的文献”，而是“在矛盾、冲突中产生的”。对它的研究，要放在“繁复、嘈杂、错综、混沌的文学观念下面”。可见，充分认识到文学作品的鲜活性和复杂性，用理性的、带着问题的眼光去观照文学史以及包括《洛神赋》在内的散落于文学史长河中的珠璧，方是我们阅读文学经典应有的态度。

原型研究和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中务实有效的研究方法。然近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各种以“文本细读”“原型研究”为名的对于经典的过度阐释大行其道，不仅肢解了文学经典本身的内在逻辑性，对其中人物原型的牵强附会也愈发偏离创作初衷。本书中，戴燕从《洛神赋》的语言、结构出发，对“文本细读”“原型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似乎也做了一些提示。

原型研究的泛滥源于人文学界“神话袪魅”思潮的影响，必要从神话传说中考证中真实历史和人物，正如戴燕在书中指出，这是“文学附会历史的开始……经过对历史的攀附、整合、发酵，捕风捉影”。由此，很容易将《洛神赋》中的“洛灵”比附为甄妃，将与“洛灵”相遇的“余”比附为作者曹植自己。通过文本细读，戴燕既对“洛灵”的原型是甄妃这一流传甚广的观点提出质疑，又强调“余”只是被设计出来的文学化的形象，并非曹植本人，完成了大众对《洛神赋》讲的是曹植与甄妃相恋相离这一核心情节的解构。

（原标题《古典文学不是“凝固的文本”》）

见习编辑 陈桥魁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高原 三审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