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正式创刊于1982年5月24日，今天正是该庆祝四十周年的日子。不过，除这个“正式生日”之外，特区报还有个“非正式生日”——1981年6月6日。

那天是星期六，农历辛酉年五月初五，恰值芒种节气。如果那天你正好经过深圳火车站，有人把一张报纸派发到你手上，那你就成了特区首家报纸的第一批读者。一报在手，你可能会有些惊讶：这是一张叫做《深圳特区报》的试刊号，报头下标明“试版第一期”，对开四版，竖排繁体，彩色印刷，和当时内地党报面貌大不一样。而更新奇者，是头版下方刊登了三分之一版通栏彩色广告。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看见的这个广告，堪称深圳经济特区报业史上的第一批报纸广告，第一个头版广告，第一个报纸彩印广告；而且，是深圳第一家深港合资文化企业的广告，是深圳第一家文化企业的报纸广告，还有可能是第一个由美术专业人士专门设计的报纸广告。广告的主体内容是：深圳博雅画廊即将开幕。

也就是前几天，2022年5月14日，我应邀在博雅艺文空间“博雅讲堂”给线上线下观众讲述“博雅的诞生”故事，其间我展示了上述那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博雅广告。我说，“博雅是一个传奇，一个当年只有在深圳才能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价值甚至不在于它的现在，而在于它的诞生，它的历史，它的敢闯，以及它因此而获得的赫赫声名。1981年的夏天，一张开始试刊的报纸，和一家即将诞生的画廊，共同宣告了深圳一种新型文化的诞生。”

第一份NFT藏品

在那天的“博雅讲堂”上，多亏身边小朋友用手机点来刷去的帮忙，我才拥有了此生第一份NFT数字藏品：原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一幅题字的数字图片。这是博雅艺文空间推出的首款数字公益藏品，免费发行一万份，上线不多时即争抢一空。

吴南生的这幅字，原是博雅庆祝开业20周年之际他特意题赠的，主体是八个大字——“博采翰墨，雅聚群英”。而我看重的倒是大字左侧那几行小字：

“1980年筹建深圳特区同时举办博雅，是时百业待兴，而文化先行，盖有望于未来也。匆匆二十年矣，感创业之艰辛，喜特区之兴盛，因记并以志庆。”

吴南生是深圳博雅的首倡者与拍板者，也是最早预测特区文化必然兴盛的深圳领导人。那一代决策者对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视，常常让我有“惊艳”之感。在《书市与江湖》中，我曾引用过博雅首任总经理雷子源忆述吴南生对香港文化界朋友讲过的一段话：“你们相信吧！特区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文化建设的高潮；欢迎你们捷足先登，来深圳投资兴办文化事业。”就是在那次见面时，吴南生嘱咐雷子源说，你们和香港朋友合计商量一下，可以先搞个画廊，展示中华传统书画和文房四宝等，给特区开一扇文化之窗。

吴南生是在1980年初夏的一天说这番话的。雷子源后来回忆说，那天天气有点闷热，送走香港朋友后，吴书记拉着他一同乘车来到一个临海的山坡上，一边四处打量一边说：“这里能不能搞个文化村？可以邀请海内外文化名人来这里自己出资建房，作为创作休憩之所。”又指着远处一片海滩说，“等条件成熟时，可以在那里建个码头，连接香港，为这些名人搞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方便。”雷子源感叹说：“这一席话，该是描绘深圳经济特区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初草稿吧。”

深圳第一家深港合作的文化企业就这样诞生了。1981年6月6日《深圳特区报》的试刊号上，除了刊登博雅广告，还专门登了一则《博雅画廊即将开幕》的消息，其中说道：博雅画廊是为适应深圳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加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而由香港博雅艺术公司与深圳展览馆合作开办的。画廊位于市区中心，将展销名家书画原作、文物复制品及工艺美术品。画廊的装修和设备颇有特色：门面采用意大利云石装饰，室内所有柜台、画架、橱窗及天花板均用铝制件；天花板上装有两行可移动轨道式的射灯，室内有冷空气调节设备。

这是1981年的深圳，室内装有空调、店内安装射灯、橱窗用铝合金框、意大利云石装饰门面——这些今天看来早已算不上“豪华”的装修，当时都还是值得在报纸上说一说的事。

深圳博雅画廊是1981年7月开业的。虽然它也是个“文化窗口”，但它不算传统的“文化事业”，它是做“文化生意”的，是和香港一道面向世界学习如何从事今天所说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而它的最终使命是借文化生意来对世界讲述中国文化故事。

▲1981年6月6日《深圳特区报》试刊号第一期。

▲吴南生给博雅二十周年的题词。

北京来了一位“大人物”

深圳展览馆是博雅的深圳合作方。每次遥想当年忽然风生水起的这个展览馆，我都会根据雷子源的多次叙述试图重构一个画面。

1977年1月初，一位北京的大画家，来深圳参观“广东省美术作品展览”后，和陪同他参观的馆长雷子源一起在馆门前空地上，边四处观望边聊天。那时的深圳展览馆孤零零立在水库旅游区排洪闸旁。正值南方“大寒”天气，湿冷交攻，画家披着大衣，在萧瑟的寒风中，伫立在黄土飞扬的土坪上，注视着来往参观的游客和远处的山峦。他显然是对眼前这个小小展览馆能吸引这么多人来参观感到惊奇。雷子源身上穿的是干部服，非蓝即灰，可是眼前的男男女女，服装色彩皆艳丽夺目，波浪发、披肩发飘飘扬扬，更有裤腿宽大曳地的喇叭裤与地面擦来扫去。

他问雷子源：“他们都是香港人？“

雷子源点头。

他沉思着，手指远方的隐隐青山，问：”那就是香港？”

雷子源又点头。

他朝着远处的青山凝望良久，郑重地说：“老雷，你这个地方，位置太重要了，我们得好好利用，搞些好的展览，要办成弘扬中华文化的窗口才行。”

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深圳展览馆乃至深圳应该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窗口”。那时粉碎“四人帮”才3个月，这位画家的文化目光就已经看到香港，并经由香港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他让同伴替他拿出画板，说，“咱们去那边看看。”

广场前面是自水库延伸出来的一条河沟，河对面有座小山。他从水闸廊桥绕到那座小山的山顶，回望深圳展览馆。这个馆实在太小了，主楼副楼都不高，两三层高而已；样式也极普通，是到处可以见到的“标准风格”。尽管如此，北京画家还是觉得这栋建筑太重要了。他开始为深圳展览馆画速写，近处的绿树绿水，远处的墨绿山丘，展览馆方正规矩的墙壁门窗，馆前熙来攘往的红男绿女，馆顶八面风中飘扬的红旗，依次通过他的画笔，流淌进画面。后来人们再见到这幅画时，见右下角有如下题识：

一九七七年一月廿六日画深圳展览馆邵宇速写

对，这位北京来的画家正是邵宇。他当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他本是到广州出差，广东美协主席黄新波给他推荐正在深圳举办的“广东省美术作品展览”，他于是来到了深圳。他的这次来访，彻底改变了“宝安县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的命运。

结束深圳之行时，邵宇心里已经有了当时来说堪称大胆的想法，刚结识不久的雷子源及其同事们他也觉得一见如故。他说：“马上要过年了，春节后你们来北京，我们要商量点大事。”

雷子源回忆说，当时他觉得邵宇是美术界“大人物”，自己是刚当馆长没几个月的“新兵”，“新兵”忽然受到“大人物”垂顾，何其荣幸。他觉得既然要在他这个展览馆搞大事，馆名也得有高级别的大人物题写才够厉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请邵宇再帮个忙。

“你们想请谁写呢？”邵宇问。

“郭沫若吧。”雷子源就知道郭沫若名头大，是文豪，是大书法家，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让郭老写……”邵宇沉吟道，“可以试试。但是，你这‘宝安县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的名字，字数太多了。你们这里的展览既然要对港对外，名字不用那么具体，内容是社会主义教育不就行了？不如就让郭老写‘深圳展览馆’。”

雷子源赶紧请示能否改名“深圳展览馆”，县里表示同意。

邵宇说：“那就让你们县里写个公函，盖上最大的公章，我帮你们带到北京。”

老雷称谢不迭，“可是，邵宇同志，”他忐忑问道，“这‘最大的公章’是谁的？要找谁？”

邵宇笑了，说：“找你们县革命委员会啊，他们的公章中间是国徽，最大。”

▲郭沫若为深圳展览馆题写馆名。

▲邵宇速写深圳展览馆。

第一个传播“复苏”消息的大展

1977年夏天，香港的报章上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过了罗湖桥，深圳水库边，一个不起眼的展览馆，竟然冒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大展览，叫做“北京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展”。那展览馆在东湖公园风景区内，环境清幽，古木参天，景色宜人，展出的书画名家作品更是叫人惊喜。“文革”十年中港人很少得知讯息的一些大家、名家，吴作人、李苦禅、黄胄、程十发、黎雄才等等，忽然都有新作品参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书画展，没想到就在香港隔壁的深圳。

最初采访到这一消息的香港记者叫莫一点，他本是随香港一个观光团来深圳走走，顺便看看展览，没想到在这里和那么多位久违的大师作品相遇，心情激动，回港后迅即将他的兴奋心情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四十年后他回忆说，当初从香港到深圳看画展，路途虽不远，但咫尺天涯，真心不容易。他说：“每次在罗湖关口，都要排队超过两小时才可以过境。到深圳之后，由于没有公交车直达展览馆，很多时候要坐在自行车车尾，沿途颠簸不平，日晒雨淋，特别是雨季，旅程更加艰辛。”

尽管交通如此不便，深圳展览馆对港人的吸引还是迅速增大。有数据统计，共有18301人观摩过“北京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展”，其中港人就有4635人。而当时的深圳镇也不过才3万人。

莫一点盛赞的这个展，就是邵宇为深圳策划的第一个展。1977年春节刚过，雷子源和时任文化局局长陈玉仁专程去赴“北京之约”，见面第一天定下先做荣宝斋水印和画家原作展，第二天邵宇就开始带他们登门拜访吴作人、李可染、黄胄等大师。如此际遇，现在听来，都是传奇。

这个展览的名字——“北京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展”实在耐人寻味。荣宝斋木板水印当然是精美的工艺品，而顿号之后的“书画”二字，指的是在画坛消失十余年之后、那些一流大师们的最新作品。如今策展，业内人士绝不会把复制品和大师原作放在同一个展览中，当年邵宇是如何考虑的呢？有人猜测，其一，在那个年代，画家原作尚未受到特别对待，在出口创汇产品序列里与工艺品地位相同；其二，那些因“黑画”事件挨批受折腾的画家们，他们新作的重新问世，或许需要靠“工艺品”掩护。

恰恰就是这次展览，撬开了新时期海外的中国画市场。现任深圳美术馆馆长张燕方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的展览不但可以看，还可以销售。“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服务部，标上价钱，销售名家画作。当时还请了熟悉的北京画家帮忙采购，徐希就曾帮忙采购到吴冠中三张画，付稿费100块钱；蒋兆和的画，一幅付50块钱……”多少年之后，早年出现在深圳展览馆的那些作品，其价格早已冲上云霄，且大都已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的大师作品，任你有多少钱也买不到了。

▲蒋兆和的画作当年一幅采购价50元。

“闯入美国”

1982年春夏之交，“上海名家画展”在深圳展览馆展出，时任上海书画院院长的国画大师唐云先生带队莅深助阵，亲身体验到海外反响之热烈与港澳文化界朋友之热情。大功告成之际，唐云对雷子源说：“你们是经济特区，开风气之先，可不可以把这个展览带到国外去？那等于宣告中国书画艺术‘十年浩劫’后的复苏啊！”

雷子源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听了唐老的建议，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他不敢立刻答应，因“文革后”去国外办中国画展尚无先例，风险究竟多大，心中没底。特区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深圳办什么样的展览他觉得都好说。他们其实也已经闯了很多以前鲜有人涉足的“禁区”：比如1977年在展览馆设小卖部搞点创收；1979年更正式成立书画展销部，明确“以文养文”经营路线，连画家的原作也开始卖；1980年他们办的那两个展——“北京百花书画展”和“北京画店书画展”，自始至终就是为了卖画。这已经可以说是1980年代中国艺术市场的艰难起步。1981年，博雅画廊成立，他们不仅大张旗鼓地做起文化生意，而且还是面向香港做，和香港一起做，为港澳和海外而做。可香港毕竟不是国外。把展览办到国外，到国际艺术市场上去闯荡一番，他们还没敢想过。

可是雷子源也不想一口回绝。他既怕唐云先生不高兴，也不甘心轻易放过有些刺激的想法。深圳能办上海名家画展，本身就是唐云先生倡导、促成的。1979年夏天，他到上海江苏路唐云寓所登门拜访时，唐老就已酣畅表达他对艺术与国运关系的看法：艺术是无国界的，艺术品一时流出去，以后也会流回来的；“当我们国家强盛时，流出去的宝贝，就自然流回来。”他问雷子源：“我帮你们搞一个名家书画展销会，到深圳这出境的门口办，好吗？”老雷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如今，唐老又有新建议，怎么好拒绝？再说，真的就没有机会试一试吗？

唐云见雷子源面露难色，不置可否，就说：“展品我先存你们画廊，你们慢慢想。”

雷子源知道这件事他自己无权决定。某日给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李伟彦汇报工作，他见气氛合适，即以“忽然想起”的语气透了透唐云先生的建议，看看部长接不接招。没想到李伟彦立刻接过话题。“你们画廊是深港合资单位，办什么事都要比别人开放，都可以试着办嘛！”李伟彦说，“不要受太多的条条框框束缚。”

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次和李伟彦的对话时说：“部长虽然没有明示该办或不该办，但领会其言下之意，无非是鼓励我们解放思想，要做新事，走新路子。”

1983年2月7日，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五，深圳李伟彦、雷子源、香港王桂鸿等人，携带60幅画家原作，登上一架日航飞机，直飞美国纽约。2月11日，由深圳博雅画廊主办的“上海名家画展”在纽约东方画廊揭幕。参展的上海画家包括谢稚柳、朱屺瞻、程十发、关良、唐云、刘旦宅、应野平、吴青霞等，可谓极一时之盛。

这是深圳建立特区后出国举办的第一个美术作品展，也是“文革”之后中国在域外举办的第一个中国画展，还是深圳与美国城市开展的第一项文化交流活动。

1983年的博雅，真称得上繁花似锦。他们在美国办中国画展，又在深圳办境外书市，此一种“博采翰墨、雅聚群英”的胸怀今天想来仍让人激动不已。

▲1984年，雷子源（右）出席深圳博雅艺术公司成立仪式。

▲著名画家吴作人为博雅艺术公司题名。

“故人应记当年事”

1984年7月28日，画廊扩充、升级为深圳博雅艺术公司，我称之为“博雅的第二次诞生”。原来的一层楼面扩成了五层：一楼为工艺美术部，传统工艺品；二楼为文物商场，出售经国家批准允许出口的古旧陶器、金木竹石文物以及书画原作等；三楼经营进口的世界各国文化科技图书和文化用品；四楼画廊经营中国现代书画和文房四宝；五楼为展览大厅，举行各种文艺活动和书画展览。

我1992年移居深圳，没有赶上“博雅画廊”时代，但“博雅艺术公司”时代还是“躬逢其盛”了很多年的。那时我逛书店，既惊讶于海丰苑裙楼的那家深圳古籍书店竟然和内地书店格局一样，也惊讶于博雅书店竟然和内地是如此的不一样。我在博雅买过台湾编译的多卷本精装《昆虫记》，买过英国费顿出版公司的原版《新艺术运动》画册，买过香港三联版“回忆与随想文丛”中的零册（我怀疑这是“深圳书市”的遗存）。如今，五层楼的博雅、三层楼的博雅都已成记忆。新博雅几度迁址，现在落户在了崭新的生态科技园，其股权结构、公司性质、经营格局也和先前已大大不同。

遥想博雅庆贺成立二十周年之时，不仅吴南生有题词，当年的深圳市领导黄施民也有贺诗，其中四句是：

廿载辉煌成局面，新开世纪更超前。

故人应记当年事，冲破樊篱报晓天。

“应记当年事”的，不仅是“故人”，更应有“今人”。

（原标题《元故事 012期 | 博雅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