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木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三届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论坛”上，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特聘专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胡杨木作了《关于重塑中国新经学的几点思考——纪念饶宗颐先生首倡重塑中国新经学20周年》的报告，系统阐释了饶宗颐先生的新经学构想。近日，深圳特区报记者就重塑中国新经学等话题采访了胡杨木。

饶宗颐先生倡导重塑新经学的时代价值

深圳特区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饶宗颐先生倡导的重塑中国新经学蕴含着什么脉络特征和时代价值？

胡杨木：2001年11月2日，饶宗颐先生在北大百年纪念论坛上作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发言。饶先生说：“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饶宗颐新经学的提出，作为新时代重大课题，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催化作用，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经学的概念形成及演变的过程

记者：中国传统经学经历了怎样一个演变过程？

胡杨木：经学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它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经学源远流长。源远，是因为它概括了孔子之前2500多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发展的历史；流长，是指它在孔子之后影响中华文明2500多年的绵延发展。《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流传于后世，秦代“焚书坑儒”与战乱，《乐》一书失传。学界一般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作为经学正式确立的标志；至东汉时期，又在五经之外把《论语》《孝经》定为读书人必读之书，这样五经便扩大为七经；其后又有九经之说，即在原来七经基础上，增加了《周礼》《礼记》；唐文宗年间，用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于长安太学，称为十二经；北宋时将《孟子》列入，形成十三经。南宋大儒朱熹把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结为《四书章句》，之后便有了“四书五经”之说。

十三经、四书五经存在局限性

记者：十三经、四书五经存在哪些局限性？

胡杨木：现在通行的经学文本，是宋代形成的十三经和四书五经两套文本体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先天与后天的诸多局限性。

第一，从收录范围上来讲，只收入了儒学之内的篇目，排除了道家、墨家、兵家、佛家等各家经典。这主要是中国社会长期奉行“独尊儒术”造成的。

第二，从收录时限来讲，只收入了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篇目，汉代及汉代之后的各家著作都没收入。

第三，十三经并非全是反映经学主旨的经典。除《周易》《论语》《孟子》等篇外，《尚书》和“春秋三传”属于史学著作，《诗经》属于文学类著作，《尔雅》属于工具类著作。按照经学的本意和主旨来讲，史学、文学、工具类等是不应当列为经的。

第四，十三经虽然都是历史上的重要典籍，但由于“独尊儒术”的影响及时代的局限，特别是与新经学的条件与要求相比，其代表性、权威性稍显不足，没有真正展现出中国自文王演《周易》3000多年来伟大思想家的最高水平与整体思想风貌。

第五，由于时间久远，十三经中的不少著作年代、作者、版本不一，其意隐晦，其文艰涩，不免有见智见仁之别，常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情发生，这就需要我们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对原来的经典进行探索求证、匡正完善，编纂出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新经学文本。

近代以来对重建新经学的探索

记者：我国近代以来对重建新经学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胡杨木：近代以来，钱穆先生、饶宗颐先生、袁行霈先生等都对重建新经学进行了有益探索。

钱穆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9部书，分别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虽然钱穆先生没有提出重塑或者重建新经学这个概念，但在事实上是突破了十三经和四书五经的框架，对经学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饶宗颐先生2001年在北大百年论坛上的发言中，对重建新经学提出了探索方案建议。他说，经学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创造性的文化事业，它不是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释工作，而是对过去经学的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成员重新做一次总检讨。

2009年2月，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编纂了《新编新注十三经》，有三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对“经”的概念，他认为，不必拘泥于儒家，其他诸家思想性纲领性代表著作皆可名之为经；二是经的篇目，他认为是长期形成并不断变化的，“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并不是不可调整的”；三是“现在我们研究经书跟古代的出发点已有很大区别，已不再需要那样一套教科书或考试用书，而是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来研究。”袁先生的《新编新注十三经》对原十三经作了重大调整，只保留了7种，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新增的6部经书是《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这是经学篇目内容的重大突破与创新探索。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宝库

记者：我们具体该如何重塑中国新经学？

胡杨木：一句话，就是重新构建新经学文本体系。综合起来讲，新经学应当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权威性。饶先生讲：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二是代表性。新经学不仅仅是儒学经典论著，还应当涵盖道、佛、法、墨、兵家经典论著。从时间上不仅是先秦诸子经典著作，还应适当选取汉代以后一些大师们的著作。三是传承性。十三经与四书五经，都是经历了长期不断变化而逐步固定下来的，新经学文本应当保持这种历史的传承关系。四是新经学应当与现代科学、专业与学科划分接轨。

综上四点，我们认为，应当把新经学定位在中国哲学著作或富于哲理的思想性著作。根据这一定位，借鉴钱穆先生、袁行霈先生的做法，我们构建了学术版“国学十六经”和通识版“国学九经”两套经学文本。“国学十六经（学术版）”文本，分别是《周易》《管子》《论语》《孟子》《荀子》《孝经》《礼记》《孔子家语》《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六祖坛经》《春秋繁露》《近思录》《传习录》16部。“国学九经（通识版）”文本，分别是《论语》《孟子》《礼运》《大学》《中庸》《学记》《乐记》《道德经》《六祖坛经》。

记者：您如何看待20年来的新经学研究工作？

胡杨木：胡杨木学术团队以饶宗颐先生倡导的重塑中国新经学为主旨，从中国经学史、中国经学思想史乃至中国哲学史的高度，系统梳理了中国经学历史的演变过程，提出了将中国经学定位于哲学或具有哲学思维的思想性著作。在肯定传统经学的同时，又对“新经学”的架构体系进行了新的思考。

经过20年孜孜不倦的求索，我们可以自信地宣布：蒙学经典《中华文化普及读本》已于2017年出版发行，“国学十六经（学术版）”“国学九经（通识版）”两套文本体系方案已成雏形，饶宗颐先生重塑中国新经学的夙愿已经接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