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不苟得，一毫不妄取的道德规箴在民间催生了两种心理认知：一是贪横财必遭横祸；二是意外之财必有意外之祸。

按照民法典第314－318条的制度设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找不到权利人，则应当送交有关部门。相关部门发布招领公告后一年内没人认领，原权利人权利消灭，遗失物归国家所有。

这是一种法权设计，也是一种拾金不昧的道德持守，有利于弘扬正向价值观，在保护原权人权利基础上，引导国民积极向善。这也是一种古老的道德传统和文化延续，在传统儒家文化圈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既可以矫正恶性，导人向善，还可以规范行为，强化道德自律。

究其实，遗失物的立法就是一种文化选择。我国民法典遵循的是传统优良道德价值观，非己之物，一毫不取，所以采用“遗失物”概念，以保护静态所有权为核心，追求良善的道德目标，力图求仁得仁；而西方民法典尊崇的是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功利主义，所以采用“拾得物”概念，重在保护动态占有权，追求物的最大效用。

路不拾遗拾金不昧的法律传统最早来自严苛的法家。李悝《法经》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刖。”在别人家门口偷窥踩点，见到遗失物立马装兜里，这是典型的违法行为，会被挖掉膝盖锯掉腿。为什么？因为纵容这两种行为，就是纵容人的恶性。

这是将奸盗和拾遗并列处罚的最早立法，也是民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逻辑的道德内核。如果法律不防微杜渐，长此以往，小过必酿大恶。五代十国时期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深知人心惟危，所以下令：凡是偷盗，哪怕是一根稻草，斩！到了宋代，张咏担任崇阳县令，有小吏将一文钱藏在头巾里带出，张咏一声令下，直接棍棒伺候。这小吏不服气还特生气：不就一文钱吗，用得着大惊小怪！你可以敲我，有本事你杀了我！张咏还真有脾气，执笔写下书判：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这就是著名的“一钱斩”。到了十六世纪的日本，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从法家法令、儒家教义和张咏的事例中得到启发，颁布了比《法经》还严酷的“一钱斩”。从此，野无拾遗，夜不闭户，道德风气和社会治安陡然好转。

虽然有利于培育良好的道德风气，维护社会稳定，但动不动就来膑刑刖刑甚至一钱斩，显得严酷甚至残暴。中国后来的立法慢慢形成了以民事返还为主、国家所有为辅；民事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为辅的传统。比如《唐律》《宋刑统》《大明律》都规定，路上捡到遗失物，必须送官，否则要承担刑事责任；公告期满无人认领，归官府所有。

法家之外，儒家特别强调内省式的道德自律。一丝不苟得，一毫不妄取的道德规箴在民间催生了两种心理认知：一是贪横财必遭横祸；二是意外之财必有意外之祸。相反，积极主动返回遗失物是一种仁德善行，不仅会换来自身心理的安宁妥适，还会积福德，获善报。

这是权衡利弊后的道德逻辑，未必科学。但按照行为经济学理论，人的心理认知直接影响行为决策和行为模式。与其求利，不如求安。与其私吞私藏遗失物带来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倒不如好人做到底，送还了事，这是中国式“好人”形象自我塑造和自我维护的心理动因。

由是而论，对待遗失物，中国从心理认知和行为选择，从法律规范到道德自律，都是传统道德文化的产物。这就是民法典遗失物立法道德面向的文化基因。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

（原标题:《民法典遗失物立法中道德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