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早已走出短缺经济时代，那个需要粮票布票的物质匮乏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市场经济正在中国大地上乘风破浪时，我们不应忘记，像科尔奈这样影响中国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对于外界的了解是那样的迫切，睁眼看世界，才发现外面的变化太快，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可是如何追，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先要在观念上改变，打破旧框框，虚心向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如何做，理论要先行，先要从人家的理论学习开始，于是许多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成为我们的座上客，成为中国留学生们为经济改革寻师问药的学术导师，在哈佛大学执教的亚诺什·科尔奈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家，当地时间10月18日这位与中国经济改革深有缘分的学者去世，享年93岁。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对中国改革来说，若要问哪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最值得铭记，那无疑非科尔奈莫属了。他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吴敬琏前往雅典参加国际经济学会的圆桌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见到了来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科尔奈在一个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里，将必然出现短缺现象。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样的背景，对经济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所见略同，他们相见恨晚，从此在学术上相互交流促进，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吴敬琏回国后极力向经济学界推介科尔奈的学术思想，1986年，科尔奈的重要著作《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当时，计划经济造成的物质短缺让很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反思，而科尔奈正是其中首个发生思想转变的代表人物。早在1956年，科尔奈就撰写了《经济学管理的过度集中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深入分析和批判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学术著作，科尔奈还作为经济学家参与了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

科尔奈后来转到美国教书，期间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成了他的学生，据曾任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的许成钢回忆，1986年的春天，科尔奈在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中国同学有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以及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一起旁听了科尔奈的课程。胡祖六和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顾准之女顾秀林也曾旁听过。这些留学生后来都成为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贡献他们的学术智慧。

另外，科尔奈还多次到中国实地考察讲学。1985年8月，科尔奈和夫人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长江前往重庆的一艘邮轮上参与了巴山轮会议，当时大量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学者均参与了这场会议，巴山轮会议与1984年莫干山会议一样，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经济学家“头脑风暴”重要的会议。科尔奈在这次会议上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药方”：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市场调控这些今天看来普通平常的经济手段，在计划经济盛行与市场经济破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无异于石破天惊。

1999年科尔奈再次访华时，中国已有他的许多学生和大量追随者，他在商店里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人们幸福的笑容，他的第一反应是“短缺经济不复存在了”，他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让中国逐渐走上一条市场经济之路。

作为经济学家的科尔奈，他对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术理论就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短缺经济学》，论证了东欧推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短缺现象。他认为，对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有约束力的通常是需求约束，而对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则是资源约束。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有硬的预算约束，如果它没有偿债能力，那么迟早会破产。它自愿在需求约束水平上决定其生产计划。 相反，传统社会主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的，如果亏损了，它也不会真正破产，即停止营业。企业总会得到外来帮助。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从企业到各级经济部门，都感到有必要通过投资、扩大再生产来增加产品供给，因此具有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但在资金有限并且短缺的情况下，扩张的投资需求是不能得到满足的，表现为强烈的“投资饥渴症”。短缺经济造成投资紧张，投资越紧张，人们越是把资源集中到投资领域，投资领域吸收的资源和产品越多，更加剧了普遍的经济短缺。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这些对计划经济下的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经济分析，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好像打开一扇全新的理论分析之窗，让人们看到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带来物质短缺，从而寻找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途径。

如今，中国早已走出短缺经济时代，那个需要粮票布票的物质匮乏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市场经济正在中国大地上乘风破浪时，我们不应忘记，像科尔奈这样影响中国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

（作者系文化学者）

原标题：《经济学家科尔奈的中国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