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练习遗忘,有些人害怕被遗忘,而有些人一直害怕别人永远忘不了他。《遗忘通论》就是关于遗忘和回忆的书籍。
内战开始后,一个女人出于恐惧,将自己关在家里28年,枪声、旗帜、街上的人群,她试图遗忘一切汹涌的怪物;死里逃生的葡萄牙雇佣兵说,遗忘就是死亡,就是投降;而血债累累的秘密警察因为自己被遗忘感到幸福……
一张记忆的蛛网,一段动荡的历史,他们的命运在此交错,也将在梦里重新开始。
《遗忘通论》(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著,王渊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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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通论》属于当下典型的世界文学,尤其是当把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和当代葡语世界文学对比之下。就拿米亚·科托来说吧,他的作品中的强烈的寓言色彩、明确的故事传统都带着必然的本土特质,它似乎更愿意面对非洲大地,面对莫桑比克世界,而非世界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阿瓜卢萨就不是这样了。就文学的面向而言,他更接近奥尔罕·帕慕克,最朴素的也最好的帕慕克。你知道帕慕克吗?帕慕克是一个世界冲突的最佳书写者,他在讲述战争、宗教、谋杀的同时,讲述的是遍布我们的恐怖、美好、坚守。阿瓜卢萨也是这样的,只是他的作品比帕慕克还要朴素。
《遗忘通论》的故事是简单的故事,在故事里,一个葡萄牙移民行经安哥拉的独立战争(1961-1974)和内战(1975-2002),在独身独居和与世隔绝中把自己置于一系列持续的秘密故事的核心。1955年,故事的主角卢多维卡·费尔南德斯·马诺遭遇性侵(当时并没有这个词汇),诞下了后来的临床心理学医生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迪亚斯,瞧没瞧一眼就将其遗弃。此后她一直呆在姐姐奥黛特家里,后者于1973年嫁给了罗安达的工程师奥兰多,她受到了这对夫妻的关怀和照料,幽闭的、垂死的她,“害怕掉进星星里”的她。当夫妻消失在1975年迟来的逃离安哥拉的路上之后,卢多就一人生活在艳羡之楼里,和一条叫“幽灵”的德国牧羊犬。在五百年的殖民历史终结之后,拥有殖民者身份的卢多在所有局限、困局和谜题里活在一堵墙内,对她来说,“就连光线都是陌生的”。上面这个故事几乎是库切的《耻》的双身之作。
然而《遗忘通论》所驰骋的疆域要广得多。我们可以回顾和回望一下卢多的一生。在那次性侵之后,卢多就开始了她一生的被囚,先是被父母禁锢,后来是自为的独处,然后是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是人群、血腥和侦探。在这些囚徒一样的日子里,卢多接雨水、露水,烧家具、地板,用钻石捕食鸽子。她自言自语,都是关于飞翔的词语,她把云看作水母,越来越多的杂种狗经过她愈发看不清的眼睛。那只栽在陷阱里、后来被卢多放飞的鸽子上有一张纸条“明天。六点,老地方。小心。我爱你。”可它也并没有到达它的目的地。一只被她叫做切·格瓦拉的猴子给了她很多遥远而切近的安慰,直到它带着伤口来到她的阳台,她割破了它的喉咙。卢多目睹了新住户的到来、㵼湖的复苏、阳台上的生活。他没有广播可听了。她用伎俩“偷”别人的鸡,别人喊她基安达。幽灵死后,她和它的灵魂交谈。她甚至喜欢上了这里的野蛮人,遍布罗安达、安哥拉和非洲的野蛮人,在那幅没有被毁的画中,野蛮人围着篝火穿过孤寂和不幸的岁月。弃儿萨巴鲁(星期六的意思)的到来给了她亲人般的陪伴和温暖。她一直保留着写记录的习惯,先是在本子上,后来是墙壁上,这一部被卢多称之为“关于遗忘的通论”。
《遗忘通论》所写的不止是私人史,而是安哥拉的国家史和人文史,而它们都被阿瓜卢萨的成长史勾连在一起。二战后,葡萄牙采取逆-反殖民化的历史,加强了对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在内的殖民地的管理,“给殖民地一个能够及时有效对里斯本引入的手段做出反应的行政机构”。这些驻领殖民地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独立战争,争取了独立。但安哥拉、莫桑比克,还有南非在独立后,经历了长期的阵痛,内战和抵抗直到世纪末和世纪初才有所收敛。安哥拉毫不例外地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中,而把平等、身份和教育都留给那些人文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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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本土的文学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最初的诗歌洋溢着民族色彩和浪漫主义情调。殖民者的到来同化和修正了安哥拉的本土文化,它让安哥拉别无选择地处在一个葡萄牙共同体中,后来学者将其定义为“葡国热带主义”(Luso-tropicalismo)。横向比较于巴西,安哥拉的内在殖民似乎更为深厚,它向葡萄牙宗主国的朝拜也更多,它的食人主义(在巴西兴起的文学艺术潮流)也几乎是很微弱的。纵向来看,当时或许是葡萄牙单方面的影响,而今则是世界一致的塑造。像加勒比海地区一样,安哥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克里奥尔语文化,它介于基姆崩杜语和乌姆崩杜语文化和标准葡萄牙语文化之间,是两者的杂粹和糅合。
安哥拉国家独立是文学潮流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是定期刊物和宗主国趣味的世界,在这之后则是安哥拉主体和世界文学的、生机勃勃的充满花、水和雨的世界。国家独立这个时间点也将诗人们分流了,一批诗人选择了走向政治,像桑戈尔所做的那样,其中的典型是阿戈斯蒂纽·内图和马里奥·德·安德拉戴,前者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安人运)主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后者是流亡者,也是《葡语黑人诗集》的编者。马里奥·德·安德拉戴是第一个用民族语言基姆崩杜语写诗的人,他在名作《萨巴鲁之歌》写道,“我们的儿子去到了海岛,/就是那个以圣使徒命名的海岛……”借由民族自决的发展,安哥拉作家团结在文学团体和《寄语》杂志的周围,他们重新激活了穆塞克的传统,表达对不平等、隔阂的抗议,它有着高贵的现实、精神和政治的向度。而从遗失者《高登西奥医生》到奠基者《死者的秘密》到探索者《旺加》到寻古者《尼雅里,黑人的戏剧》到批判者《罗安达》则勾勒出安哥拉小说的发展路径。
《遗忘通论》必然是安哥拉文学的一环,是安哥拉文学走向国际,进入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一环,这不仅是因为这部作于2012年、于2015年被丹尼尔·哈恩(Daniel Hahn)译介到英语世界、并在2017年夺得国际都柏林文学奖,更是因为它就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典型文本,它是轻型的、短小的,更是系统式的、组织式的,它把遥远的抽象存在变成切近的可感知之物,它重组了文学的诸多要素,其意义并不亚于自然主义将遗传病和百货商店纳入到文学之中。《遗忘通论》的时间表几乎是任意的,或者仅凭诗性和诉求定义的,它的人物表也是如此,它在毫不声张的情况下就把卢多和热雷米亚斯·刽子手、小酋长、秘密警察蒙特、记者丹尼尔·本希莫尔纠结在一起,很难想象鸽子和信的桥段是真实的,它并没有比《云使》更值得信任。确凿的是,当下的文学像狄更斯时代一样,开始返回一个普世主义的现实之中,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现在它点缀了太多现代技巧。
正是在这样一个普世主义的立场上,阿瓜卢萨呈现了卢多的异化的一面,也呈现了它对爱和记忆的回归。她的异化遍布于整个作品之中,就拿她1976年2月23日的一篇记梦的日记为证吧,“……我记得自己是只朝着猎物前进的蜘蛛,同时也是这只蜘蛛织的网上面的苍蝇。……如果睡梦中我们可以梦见自己在睡觉,那么醒时我们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呢?”然而它的结尾是极其光明的,她拥有了这所房子的使用权、萨巴鲁、光和每天一颗的石榴。这样的结尾并不是一次高潮,或者一种唐突,而是一种对故事的一次真实的再现和回溯。孤独的卢多更像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和积极意图的个体,一个当代鲁滨逊,而非被破碎现实扼杀的人。就像国际都柏林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阿瓜卢萨的蜂巢中,没有一个生命是孤立的,他也让读者相信,我们与这个世界紧紧相连。”
事实上,《遗忘通论》并非阿瓜卢萨的代表作,而只是他的一个切面。他并不像帕慕克那样始终在欧洲传统和正典的笼罩之下。他像米亚·科托一样积极探究非洲葡语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但他比后者更开阔,这是因为他的多元身份,他在里斯本、罗安达和里约热内卢之间迁徙,他的文学生命接纳了这几个方面的元素,它的短篇小说式叙述似乎来自于巴西文学,它的寓言性美德似乎来自于葡萄牙世界,而他的安哥拉世界构成了它广阔书写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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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瓜卢萨于1960年出生在安哥拉的万博市的葡萄牙移民家庭,他在里斯本学习农学和林学,做过记者,现在专职写作,他的创作类型涉及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童书和随笔,《里斯本的非洲人》显示了他本身的杂粹,可以说他是葡语文化圈的一员。《遗忘通论》让阿瓜卢萨成功进入了英语文学圈,这并非非洲葡语的第一次,他自己声称这部作品所书写的是他人的恐惧、仇外心态。如果你浏览阿瓜卢萨的ins,你会惊讶于他生活得如此潇洒,他的有摄影技术痕迹的照片要么是海,要么是他的自拍照,如果不是活动海报和他和米亚·科托甜蜜的合照,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在阿瓜卢萨的Apple和摄像机下的安哥拉生活表达着一种宁静的惊心动魄,剔除镜头的美化,它们流露出阿瓜卢萨对安哥拉世界的轻描淡写的态度,这不同于帕慕克强烈的呼愁,它是一种梅尼普风格。这么表面轻松,实则深沉的作家延续了弗兰茨·法农的历史承担,“一场文学的战斗……(如何)塑造了民族意识,赋之以形式和轮廓,并在它面前展示崭新而又无穷的视野”,也平行发展了前辈恩古吉·瓦·提安哥鲜明的反新殖民主义的态度,他把身份问题放置在历史问题上谈,他看到帝国主义和历史传统的内在问题。
如果说马里奥·安东尼奥还只是谨慎地摹写,阿瓜卢萨已经是在开辟小说的新的可能了,文体上、内容上、寓意上新的可能。他提醒我们,当下的世界文学正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分歧正在加速流失的同时内化成我们所共享的那种东西。
(晶报供稿)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