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研究与创新上不懈努力，不因处境艰难而懈怠。不知不觉间，时下之华为，时下之任正非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精神力量。

最近，任正非和华为中央研究院部分科学家、专家、实习生座谈时回答了他们心中的疑惑。

华为中央研究院是2012实验室旗下聚焦未来创新研究的机构，担负着华为创新前沿的责任，是华为探索未来方向的主力部队。

如任正非所言，他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电子类的专家，即使过去对工程技术有一点了解，和今天的水平差距也极其巨大。

对科学、产业的进步及未来走向，对这些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任正非有自己的判断。但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实习生，他都愿意躬下身去聆听。

一如他在此次座谈中所言，“尊重知识分子创造性的劳动，才能有丰富多彩的美好世界。也只有你们理解了公司的战略，公司才会有力量。”

科学研究

从任正非的讲解中可以看到，在华为的科研体系里，专家和科学家是两条路径的奋斗。华为不要求一个人同时具有两面的贡献。

从事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们，在华为的愿景和假设方向上创造新的知识；走在专家的道路上，就要用基础理论来解决实际商业问题。

任正非表示，走哪条路你自己选择。个人在这个社会中就像拼图板一样，你只是其中一块，很多块拼出来才是一个大的扇面。

那么，该如何评价两条路径的工作成绩？

专家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挖煤”……的商业化战斗，根据“猪”的肥瘦、关键节点突破的价值、“战役”的大小来量化评价专家的工作。

任正非坦承，相对于专家路线，科学家所探索的未来奥秘没有办法量化地评价。

任正非说：“‘科学，无尽的前沿’，前沿在哪？未来的奥秘在哪？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无法量化地评定科学家们所做出的成绩，甚至我们的‘科学家管理团队’和‘专家管理团队’也评价不了，也无法指导科学家所做出的理论成就。”

任正非梦寐以求想成为清华的学生，但是理想没有实现，“清华教授”在他心里的地位不言而喻。

也正因此，他把华为做纯理论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喻为“清华教授”，曾提倡用清华教授的待遇来衡量他们的学术贡献，但这个设想显然没被华为的科学家群体广泛接受。

任正非说：“如果大家不认可清华大学教授的待遇标准，那说明我们的评价体制还不够先进。说明你们更伟大，说明时代进步了，我们落后了。”

还有一类人才，学术素养非常高，像冯·诺依曼那样，既能解决理论问题，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用任正非的话来说就是“既能当教授，又能拿手术刀杀猪。”

任正非说：“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商业价值驱动的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既创造科学知识、又能创造商业价值。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斯托克斯教授倡导的“巴斯德象限”创新，也是去年新《无尽前沿法》提议将美国科学基金会改组成为科学与技术基金会的原因。”

针对这类人才，华为暂时还没有评价体系，任正非希望华为能为这类人才创造出一个评价体系。

任正非一直强调，华为敢于吸收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在吸纳人才的过程中，华为有一个纲领性的标准，那就是，“不过分强调专业，只要他足够优秀。”

“未来要胜利，必须招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任正非提出，转变过去以统一的薪酬体系招聘全球人才的思路，对标当地的人才市场薪酬，对高级人才给出有足够吸引力的薪酬包。

被美国打压的这两年，华为的人力资源政策从未变过，工资、奖金发放一切正常，职级的晋升、股票的配给等一切正常。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到华为的队列中，让华为更有了领先的信心和勇气，一个一个地解决难题。

华为曾经鼓励研发人员去做长期研究的工作，但在美国打压下，通过为客户及伙伴创造价值，“有质量的活下去”已成为华为的现实战略目标。

只是，有些研发可能要几年或数十年的积累才能“沿途下蛋”，此时的华为，那些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人该遵从怎样的价值牵引？

对此，任正非的态度旗帜鲜明，“对长期研究的人，我认为不需要担负产粮食的直接责任，就去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评价机制，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会要求你们‘投笔从戎’。”

以海思为例，任正非进一步解释了华为的机制，“我们允许海思继续去爬喜马拉雅山，我们大部分人在山下种土豆、放牧，把干粮源源不断送给爬山的人。”

任正非表示，有些理论和论文发表了，可能一、两百年以后才能发挥作用。面对未来的基础研究，或许需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才看到你做出贡献。

任正非说：“你的论文或许就像梵高的画，一百多年无人问津，但现在价值连城。梵高可是饿死的。如果大家现在都能搞得懂你所研究的理论，你还叫科学家吗？”

对专家群体，任正非提出，专家就要做专，就像煮面条时为提升口味放味精一样，专家就要去做那道味精，直接参加作战。

任正非强调，专家做出了贡献就应该得到正确评价。对过去做出贡献的专家，如果有评价不公的情况存在，可以订正错误，修补待遇。对曾经工作中有错误的干部，改正了，就要给与正确评价，不要老揪住别人不放。

任正非希望华为的科学家们多抽一些时间读文献，尤其是最新的学术会议与期刊论文。

任正非说：“科学家还是要多抬头看看‘星星’，你不看‘星星’，如何导航？”

颠覆性创新

颠覆性创新就如同革传统技术的命，在推动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很大阻力。

“我们在颠覆性创新中不完全追求以成功为导向。”任正非表示，颠覆性创新，即使最终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对华为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在失败的过程，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各路英雄豪杰得以成长。

任正非尤为强调的是，“人力资源考核机制不能简单地通过成功或失败就来做评价。我们对干部们的要求，无论社会价值大小，都要做出正确评价，不埋没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

任正非鼓励走在科学研究与创新之路上的华为科学家们，不惧怕失败，敢为人先。

任正非说：“我们过去强调标准，是我们走在时代后面，人家已经在网上有大量的存量，我们不融入标准，就不能与别人连通。但当我们‘捅破天’的时候，领跑世界的时候，就不要受此约束，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创建事实标准，让别人来与我们连接。就如当年钱伯斯（美国思科公司前任CEO）的IP一样，独排众议。”

任正非也指出，颠覆性创新并非华为的科学家们唯一的奋斗目标，在创新这个问题上，不要过分纠结于是否原创。

任正非曾经在文章中专门强调“瓦特曾经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锅炉修理工”，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原创发明者，而只是改进了它。

任正非说：“我们不仅要尊重原创，还要在原创到商品的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被借鉴的人也是光荣的，他一小点的火花竟然被我们点燃成了熊熊大火。要敢于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前人，包括了你的同桌、同事。”

为此，任正非强调，“做出阶段贡献的人，不要担心工分怎么算，贡献在那儿摆着的，又跑不了。”

如今的90后、95后，兴趣带来的内在驱动力有时超过外在激励的驱动力。让他们基于兴趣发挥出更多的创造力，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创新和价值。

任正非认为，这点在华为尤其有发挥的空间，华为有充足的经费支撑他们做一些基于兴趣的研究和探索。

任正非说：“对于2012实验室，公司从未给过你们过多约束。比如，有人研究自行车的自动驾驶，公司没有约束过他。我们要生产自行车吗？没有啊。这是他掌握的一把‘手术刀’，或许以后会发挥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巨大的商业价值。”

从这点上看，华为的创新氛围很像产生过诸多伟大发明和无数前沿技术的贝尔实验室。

不可否认，未来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载体是终端，人们需要靠它来感受世界，但手机已不是唯一的智能终端载体。

任正非说：“终端将来是什么形态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不只是手机，还包括汽车、家电、可穿戴设备、工业设备……，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攻关。”

任正非指出，商业的本质是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任何不符合时代需求的过高精度，实质上也是内卷化。所以，我们要在系统工程上真正理解客户的需求。

任正非说：“这两年我们受美国的制裁，不再追求用最好的零部件造最好的产品，在科学合理的系统流量平衡的方法下，用合理的部件也造出了高质量的产品，大大地改善了营利能力。”

从现实的商业角度看，华为聚焦在5G+AI的行业应用上，组成港口、机场、逆变器、数据中心能源、煤矿……等军团，准备冲锋。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任正非认为，软件将吞噬一切，未来信息社会的数字化基础架构核心是软件。数字社会首先要终端数字化，难的是行业终端数字化，但只有行业终端数字化了，才可能建立起智能化和软件服务的基础。

任正非说：“鸿蒙、欧拉任重道远，你们还需更加努力。”如今，鸿蒙已经开始了前进的步伐，而定位于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和生态底座的“欧拉”，承担着支撑构建领先、可靠、安全的数字基础的历史使命，既要面向服务器，又要面向通信和实时操作系统，这是一个很难的命题。

任正非认为，从国家层面看，包括算法在内的根技术，对我们国家安全和国家进步都是必需的，若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无法保证国家信息产业的安全。

任正非指出，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我国曾比较重视实验科学，对理论研究不够重视。我国的工作母机、装备和工艺、仪器和仪表、材料和催化剂研究……相对还比较落后，用什么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试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

（原标题《任正非：鸿蒙、欧拉任重道远，你们还需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