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是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他们身处执政一线，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骨干力量。县委书记群体虽然只占县域干部队伍的少数，但他们处在县域官僚层级结构的顶端，其晋升情况直接反映了县域的选人用人导向。

那为什么有的官员晋升速度快，而有的官员晋升速度慢？本文以2016年8月全国时任县级行政区党委领导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在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的样本量为522，占到目标总体的23.8%。

文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处理和分析，基于522名县委书记的简历信息，描绘了县委书记群体的基本特征，试图提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对县域干部晋升的“能力逻辑”和“关系逻辑”进行检视。

研究发现，能力逻辑是县域干部晋升的主要依据，关系逻辑虽然是次要的，但仍旧不可忽视。

县委书记是县域干部晋升竞赛中的获胜者，研究他们的群体现状，有助于了解县级领导人的基本构成和素质状况。

在522名县委书记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女性仅有38名，占样本量的7.3%。

在年龄方面，样本中县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是50.2岁。具体而言，他们被提拔至正处级的平均年龄是40.3岁，而首次担任县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是46.7岁。

中国的各级领导人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与考察过程，通常需要在多个地区和岗位接受锻炼后才会被委以重任。数据显示，已晋升至正处级的干部平均需锻炼6.4年才会被任命为某个县级行政区的党委书记，样本中仅有9名(1.7%)干部从副处级岗位直接被提拔为县委书记。

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党龄是反映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指标，对党委领导人而言更是如此。522名县委书记的平均入党年龄是23.6岁，具体而言，他们晋升至正处级时的平均党龄为16.8年，而首次担任县委书记时的平均党龄22.5年。

就全日制学历水平而言，522名县委书记的学历以大专及以上为主 (66.5%)，高中(或中专)及以下占33.5%。具体而言，0.4%为博士，2.7%为硕士，41.8%具有本科学历，21.6%具有大专学历，31.6%为高中或中专学历，仅1.9%是初中学历。

就专业背景而言，351人(67.2%)具有技术背景，119人(22.8%)具有人文类学科背景，其余52人(10.0%)未受过专业教育。

在522名县委书记中，有431人(82.6%)曾接受在职教育，以进修在职硕士学历为主，多为经济管理、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法学等社会科学专业。

在被提拔至正处级以前，样本中有125人(23.9%)曾接受1至3次挂职锻炼，522名县委书记平均每人挂职0.28次;在首次担任县委书记前，有140人(26.8%)曾接受1至3次挂职锻炼，522名县委书记平均每人挂职0.33次。

在基层工作经历方面，522名县委书记平均每人在乡镇工作2.4年;但样本中54.4%的县委书记没有乡镇工作经历，这说明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并未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曾任秘书与曾在共青团工作过的约占一半。数据显示，在晋升至正处级前，样本中有141人(27.0%)曾在共青团系统工作，145人(27.8%)曾担任秘书职务;在首次担任县委书记前，有154人(29.5%)曾在共青团系统工作，有155人(29.7%)曾担任秘书职务。

为进一步考察能力和关系对晋升速度的影响机制，我们以能力和关系等为自变量，以县委书记级别晋升速度和职务晋升速度为因变量，建立两组嵌套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1和模型3分别估计了个人特征、教育背景、职业能力对级别晋升速度和职位晋升速度的效应;模型2和模型4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网络变量，分别考察社会网络对级别晋升速度和职位晋升速度的影响。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共线性问题，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检测。分析表明，VIF(方差膨胀因子)在0到3之间，远低于10，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模型的解释力来看，模型2和模型4的解释力分别达到73.7%和63.1%，能力和关系对县委书记晋升速度具有比较高的解释力。表2显示了县委书记晋升速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测量指标，对县委书记晋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模型1表明，全日制教育年限和专业背景显著影响了县域干部晋升至正处级的速度。

首先，全日制教育水平显著缩短了干部晋升至正处级所耗时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晋升所耗时间减少0.63年。

其次，相对于技术背景而言，非技术背景的干部晋升所耗时间少0.70年。

根据描述性统计，样本中67.2%的干部具有技术性背景，说明县域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理、工、管理学等学科人才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但与非技术背景的干部相比，他们却在晋升上占劣势。这一结果与学者对更高级别领导人技术背景的有关研究结论相反，说明县一级的技术型干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此外，模型显示在职教育对县域干部晋升至正处级速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点要突出处理）它仅能帮助部分干部提升学历，但并未显著加速县域干部的晋升，这与部分学者对市一级干部晋升的研究结果相反，也表明对县域干部而言，全日制教育水平比在职教育背景要重要得多。

在职业能力方面，模型1显示基层工作经历在0.1水平上显著，干部在乡镇多工作1年，其晋升至正处级所耗费的时间就会增加0.06年。这说明，虽然基层是锻炼干部的重要场所，组织部门也多番强调了基层锻炼的重要性，但基层工作经验更加丰富的县域干部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快的提拔。

事实上，大量的乡镇干部都被沉淀在了基层，能晋升至科级或被提拔至县级机关的已是少数，绝大多数无法晋升至县处级。另一方面，挂职经历并未对干部晋升至正处级的速度造成显著的影响。

加入社会网络相关变量后(模型2)，其他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与标准系数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回归结果与模型1大体相符。同时，在模型2中，团委任职经历与秘书任职经历的效应并不显著，说明社会网络对县域干部晋升至正处级的速度未表现出明显影响。

除了基层工作年限的效应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模型3体现的趋势与模型1的结果大体相符。在教育背景方面，全日制教育有效地减少了晋升至县委书记一职所需花费的时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晋升为县委书记所耗时间减少0.59年;相比非技术背景的县域干部，技术型干部晋升为县委书记所耗时间增加0.93年;在职教育的效应不显著。

在职业能力方面，模型3中基层工作经历对干部晋升为县委书记的速度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虽然基层工作经历对干部向正处级的晋升存在不利影响，但在晋升至正处级之后，基层工作经历不太会影响他们晋升为县委书记的速度。同时，挂职经历的效应依然比较微弱。虽然挂职被认为是影响升迁的因素之一，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对县委书记而言，挂职次数多少与晋升速度并无明显关联。此外，挂职经历对干部晋升的影响机制如何，它在提拔条件中占多少权重，其依据是组织部门的考核结论还是实际的挂职成效，这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加入社会网络相关变量之后(模型4)，其他解释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与标准系数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团委任职经历的效应在模型2和模型4中均不显著，这说明，团委任职经历对县域干部晋升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与近些年来基层群团组织的规模缩减与功能弱化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4中，秘书任职经历在0.1水平上显著，即秘书任职经历比较明显地加快了县域干部晋升为县委书记的速度。具体而言，有秘书任职经历的干部比没有秘书任职经历的干部晋升为县委书记所需的时间少0.46年。研究表明，个人助理或首长秘书的工作经历使得年轻干部能够积累有用的人脉，这些人脉资源有助于他们日后的晋升。尽管模型2显示这项工作经历对县域干部晋升至正处级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当面对更加重要、职数更加有限的县委书记一职，秘书任职经历对晋升的促进作用变得更加显著，这也与左才(2017)对市长和市委书记晋升概率的研究结论有相通之处。这一结果表明，县域干部选拔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秘书任职经历有助于县域干部累积社会资本，获得上级赏识，进而获得快速提拔。

基于522名县级行政区党委书记的一手数据，本文观察了县委书记的群体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县域干部晋升的能力逻辑与关系逻辑。整体而言，中国的县级领导人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政治上和工作上接受过重重考验。

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在控制住个人特征的效应后，良好的全日制教育水平是县域干部获得快速提拔的有利条件，而技术背景、基层工作经历则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晋升速度;同时，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仍然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能力逻辑和关系逻辑共同作用于县域干部的晋升，其中，能力逻辑是县域干部晋升的主要依据，关系逻辑虽是次要的，但仍旧不可忽视。

（注：文中提及的“县级领导人”或“县委书记”指的是县、县级市、地级市辖区、少数民族自治县、特区和林区的党委书记。县长或区长不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之列。）

本文原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

陈硕，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家喜，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互联网研究中心，教授

聂伟，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讲师

（晶报供稿）

编辑 李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