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过去，无以谈未来。立足深圳，追溯这片土地历史深处的脉络，点亮文化自信的火把，探寻湾区的发展之路，以史为镜，历久弥新，行而至稳。”8月7日，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杨宏海做客宝安文化茶座，作为“滨海客家”概念的提出者和研究者，他以深圳300多年来的客家移民与发展史为线索，探索从新安县到大湾区的发展过程中，“滨海客家”与滨海深圳文化、历史、地理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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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迁海复界：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

新安县始建于明代万历元年，其从东莞县析出，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客家人迁入深圳，大部分是在清初“迁海复界”时从粤、闽、赣等地辗转而来。杨宏海着重介绍了清初“迁海复界”的历史。

清初，清廷两次下令“禁海”迁界，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列入迁界范围，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违者一律处死。“禁海令”与迁界对新安县和沿海一带的人民来说是个浩劫，致使沿海人民背井离乡，历尽艰辛，造成百业萧条，田园荒芜。后经广东巡抚王来任等官员多次进谏，清廷才不得不改变决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废止“迁海令”，全面实施“复界招垦”，下令招民复业、奖励垦荒。其时粤闽赣边山区的客家人正患“人多田少”“土狭民瘠”，广东北江、韩江流域的客籍人大批涌入新安县，“或以垦殖而开基，或以经商而寄寓”，自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客家人奔赴滨海新安、重建家园的历史，“滨海客家”因而应运而生。当时的新安县包括当今深圳、香港地区与东莞部分地区，康熙《新安县志》提出的“新安八景”，就包括了深圳4景、香港3景、东莞1景。

据史料记载，康熙废除“禁海令”后，大批客家人涌入新安县，复界之初的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安县有499个村庄，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已增至865个村庄，净增366个，其中新增客籍村庄345个。香港地区也从复界初127个村庄，自客家人大量迁入后，增至336个村庄。据统计，嘉庆年间新安县居民225979人中，客家人占了一大半，约15万人。经济结构也从原来以渔盐业为主，转为渔农业相结合。人口结构则由以本地人（广府人）为主，变为客家与本土并存，即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疍家人多种民系相互融合。客家人逐步“反客为主”，新安也从一个边缘地区逐步走向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滨海城市。所谓“新邑地处海滨，居民自耕渔而外，不废弦歌”，创造出清代康乾时期深圳东部地区的经济繁荣与文化兴盛。

从复界垦殖到蛇口试管：300多年来滨海深圳地区六大历史事件

“滨海客家”概念由杨宏海于2007年首次提出。所谓“滨海客家”，是指历史上从粤闽赣聚居地迁向沿海地区的客家人。他们走出大山来到滨海，与当地原住民交融，生产方式为渔农结合，经济上亦农亦商，从“山客”变为“海客”。作为滨海客家，“海客”将原乡的山地客家文化与滨海地区海洋文化融为一体，既保留山地客家的耕读传统和勤劳坚韧的精神，又吸纳海洋文化的开放、重商、包容、进取的元素，从而形成与山地客家文化有所不同的新质文化，即“滨海客家”文化。

综观清朝政府取消“禁海令”之后三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杨宏海梳理出了深圳客家人在重要时间节点的六大历史事件。

其一是“复界垦殖”。清朝早期各地客家人响应政府“复界”号召，迁徙深港滨海地区开荒垦殖，艰苦创业，重建家园。其中粤东梅州人罗瑞凤乾隆年间来深后亦农亦商，艰苦创业，创建起两百年前的“京基大厦”鹤湖新居。

其二是“九龙海战”。在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时刻，大鹏所城守将赖恩爵奋起抗英，在九龙海战中打赢鸦片战争前哨战。林则徐特地向道光皇帝为赖恩爵请功。道光皇帝对赖恩爵封官嘉奖，后提拔为广东水师提督。

其三是“李朗开放”。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渐，龙岗布吉镇李朗村村民主动与西方文化交融，创办中国第一家讲客家话的大学“存真书院”（后改为“传道书院”），尔后又在浪口村创办“虔贞女校”，培养出一批民国时期卓越的人才，以及凌道扬等一批走向世界的知名专家。

其四是“庚子首义”（又称三洲田起义）。在辛亥革命前夕，郑仕良、黄福以及三洲田廖姓和马峦山罗姓的客家人，配合孙中山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推翻满清王朝第一枪。孙中山对此次起义给予高度评价。

其五是“东纵抗日”。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点燃南方抗日烽火，战功显赫，涌现出刘黑仔、蓝造、袁庚等一批客家英杰，实施举世瞩目的文化名人大营救。现留有东纵纪念馆与阳台山胜利大营救纪念碑，以及茅盾、邹韬奋等文化名人的手迹。

其六是“蛇口试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袁庚从香港招商局踏海而来，创办蛇口工业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胆实施各项改革试验，在蛇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现在蛇口“海上世界”广场有袁庚雕像，以及邓小平当年参观“海上世界”的照片。

“在三百多年滨海客家可歌可泣的故事里，涌现出罗瑞凤、赖恩爵、凌道扬、郑士良、黄福、曾生、袁庚、陈烟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留下了鹤湖新居、大鹏所城、李朗老村、虔贞学堂、三洲田村、坪山马峦村、东江纵队纪念馆、阳台山胜利大营救纪念碑、曾生故居、陈烟桥故居、海上世界袁庚铜像等文化地标。”杨宏海说，梳理这三百多年来深圳历史的“地脉”、“人脉”与“文脉”，可以看到深圳客家人对中国近代以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滨海大风起兮，湾区勇立潮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将香港、深圳、广州、东莞、澳门、江门、珠海、中山、肇庆、惠州、佛山11个城市列入大湾区，当年涵盖深圳、香港、东莞（部分地区）的新安县，300多年后，成为世界级大湾区核心地带，“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大湾区时代，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海洋时代来临。”杨宏海说，在历史机遇面前，回望历史，挖掘、弘扬滨海客家文化精髓，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互动

不忘这片土地的根和魂

问：如何看待儿孙辈不愿意学习客家方言，不愿意了解客家文化的问题？

杨宏海：这涉及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断层问题。客家方言作为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客家先贤提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我留意到，当下有许多客家人，尤其是客家新生代，不愿讲甚至完全不会讲客家话。同时我也留意到，近年来媒体不断有要抢救包括客家话、广府话等方言的呼吁，深圳本地也有一些专门研究方言的组织，这是好的开端。正是对不同民系的传统文化进行抢救、传承和弘扬，才有了兼容并包、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像“宝安文化茶座”这样的活动就非常好。可以让深圳人了解历史留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发生过什么，有哪些精彩的深圳故事，让每一个深圳人不忘这片土地的根和魂。

问：滨海客家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答：我认为有三大特点。

第一是勇于开拓与崇文重教。有一句俗语“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汕人占埠”，客家人逢山开路，逢水架桥，喜欢开荒开拓。另外，客家人继承了中原耕读文化的优点，也就是重视文化教育,崇文重教和兴学方面比较突出。

第二是女性特别勤劳，像家头教尾、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这些说法大家都很熟悉了。而且客家妇女很贤劳，非常重视子女教育。

第三是开放包容。很多来深圳的外来移民，觉得深圳不排外，愿意说自己是“新客家人”，因为客家人是不断迁徙落地生根的，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是新客家人。历史上，客家人最早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容纳西方文化，当时西方传教士到深港地区，是客家人最早接纳了他们，认为不用花钱就能读书是很好的事，便主动与他们接触，“拿来”好的西方文化，令李朗村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客家村。现代足球也是由这些传教士引进，同样被客家人“拿来”，造就了梅州“足球之乡”的美誉。

（原标题《客家文化研究者杨宏海谈滨海客家与深圳交融发展史  从新安县到大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