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汉化”的鳌拜与“鳌拜之死”的种种传说

鳌拜是清初历史上最著名的武将之一，他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为奠定清朝基业立下汗马功劳，有“满洲第一勇士”的称号。顺治帝驾崩后，鳌拜接受遗诏成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随后势力膨胀，威胁皇权，不过最终还是在与康熙帝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鳌拜的故事，经过金庸小说《鹿鼎记》的演绎，早已在大众层面深入人心。香港影星徐锦江饰演的鳌拜荧幕形象，近两年又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中国的圣诞老人”，还被制作成各式各样流行一时的表情包。

不过，玩归玩闹归闹，影视剧和大众文化中的鳌拜形象距离历史上真实的鳌拜当然是存在距离的。那么，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是如何上台的？顺治帝的遗诏到底是真是假？如何评价鳌拜辅政时期的种种政策？不可一世的鳌拜最后是怎样被康熙帝擒拿的？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美）安熙龙 著，陈晨 译，董建中 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是海内外清史学界迄今唯一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的专著，发表于1975年，作者安熙龙（Robert B.Oxnam）。安熙龙早年师从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研习清史，后来加入美国亚洲协会并担任会长，致力于促进中美交流，成为老布什、比尔·盖茨、巴菲特等政商要人的顾问。这本《马上治天下》是安熙龙在1969年提交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有趣的是，在安熙龙这部史学专著中译本出版之前，国内率先译介了他自述人格分裂心理治疗的书籍《十一个我和城堡》（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

1、1661年2月5日，短命的顺治皇帝驾崩，当晚，皇帝遗诏被公布出来，这是一份带有“罪己诏”性质的文本，它在反省自身统治缺陷的同时，于最后一段确立了万众瞩目的皇位继承人和四大臣辅政制度：“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桃，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

这份遗诏最早被清史学家孟森指出可能有伪造成分。在遗诏的真伪问题上，安熙龙认为，这份遗诏虽然不能说全部为赝，但有大量内容是四位辅政大臣和太皇太后共同伪造的，他们将顺治帝塑造成为一个“对拒绝满洲传统、忤逆母亲以及沉迷于汉人风物感到后悔”的统治者形象。

四大臣为什么要把顺治帝描绘成一个对“汉化”充满悔恨的君主形象呢？这就涉及到安熙龙这本书的核心论点：鳌拜辅政时期的政治诉求是建立以满洲人为主体的政治秩序，借以纠正顺治帝的“汉化”倾向，是为“满洲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在传统叙述中，四大臣辅政往往被当成是从顺治到康熙统治的一段短暂的过渡时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安熙龙则着眼于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从满汉互动的大框架下去解释辅政时期的各项政策逻辑。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的家族谱系可以追溯至努尔哈赤时代，而且都是卓越的武将后代。满洲八旗制度建立后，这四大家族也被编入八旗，遏必隆、鳌拜隶属镶黄旗，索尼隶属正黄旗，苏克萨哈隶属正白旗。“满洲征服精英”的出身背景使得四大臣在政治主张上秉持满洲至上主义，极力清除顺治帝留下的且他们认为是“汉化”的制度。

首当其冲的就是顺治十一年（1654）设立的宦官机构“十三衙门”。十三衙门仿照明朝的二十四衙门而设，负责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家族。在四大臣等“满洲征服精英”看来，如此声名狼藉的汉人宦官机构实在是眼中钉，于是四大臣在辅政之初就颁布谕令，裁撤十三衙门，处决最受顺治宠信的宦官吴良辅。

为建立起满洲人主导的京师政府，四大臣调整了内务府和理藩院的人员构成，将宦官替换为满洲人和受到信任的汉人包衣（“家奴”，入旗籍）。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奴才与主子》这本书里也指出，康熙时期对汉人包衣的倚重是满洲人权力集中的重要一步，包衣“填补了宦官的职缺，他们得到康熙帝的起用，既监视官场，又充当皇帝专制独裁的工具”。

议政王大臣会议通常被视为满洲“淳朴旧制”的核心制度，该制度源于努尔哈赤时期，在皇太极时期正式设立，在多尔衮时期进一步发展，意在讨论朝廷的军政决策。四大臣掌权后，削减了此前逐渐增多的议政大臣数量，而后又将议政大臣的任职资格限定在满蒙八旗都统、六部满蒙尚书的范围之内。除此外，四大臣还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废除八股文，缩减进士的名额，从整体上控制汉人精英在朝廷中的数量，从而建立由满洲人主导的高效官僚组织系统。

2、四大臣在京师开展机构改革的同时，也在地方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清初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面临着严重危机，“一方面，大多数满洲人领袖，包括多尔衮、康熙帝和四辅臣在内，都对强化皇帝的权力与权威廑怀在心。……另一方面，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满洲朝廷遭遇到极端地方主义者的威胁。例如，吴三桂等藩王能够统治中国的广阔地区，而无视从北京发出的旨令。”

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这个中国历史上永远的治理难题？四大臣先是在地方官僚上层实行多次全面的考课，通过重新任命大批官员，调整地方官场的格局。其次，他们还大量削减某些官职，让精挑细选的满洲人进入地方官场，培养绝对的忠臣。1661年的江南奏销案和1661-1663年的明史案可以看作满洲征服精英对地方汉族精英的打击报复，表面上是惩罚逃税和反清复明思想，实则“反映出满洲人对汉族精英的深刻猜忌”。

在对四大臣辅政时期的政策做全面研究后，安熙龙发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四大臣虽然都是军旅出身，但在军事策略上却偏向保守。他们不仅在军队规模和结构上甘愿延续前人规划，而且也没有发动新的大规模战争。收服厄鲁特蒙古、抗击沙俄、击败台湾郑成功的继任者、平定“三藩”等这些重大军事活动，都是在康熙掌权之后完成的。

那么，为何四大臣在军事表现上如此克制呢？安熙龙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国库虚空，缺乏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基础；二是四大臣始终把自己当成保留满洲传统的角色，不愿意改变祖先留下的八旗制度。三是四大臣虽然都曾在军队中担任过将领，但只是在战场上具备英勇战斗的才能，缺乏军事家更高层次的战略眼光。

在对外政策方面，四大臣对于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的迫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顺治帝对年长的耶稣会神父汤若望渐生好感，据说会花很长时间与汤若望不拘礼节地交谈。对于未来的四辅臣而言，他们的政治权力在17世纪50年代后期有所下降，顺治帝与汤若望的交往似乎进一步表明，相比于同族将领，顺治帝更看重的是域外人士和文官。四辅臣将耶稣会士视为宦官和佛教徒的同类，认为是这些人将顺治帝的注意力从满洲军事谋臣的身上转移开来。”

在鳌拜党羽的支持下，反对天主教和西方历法的杨光先不断上述诋毁耶稣会士，谎称他们意欲谋反，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荒谬主张，还刊印了专门攻击耶稣会的宣传册《不得已》。此书出版后不久，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便遭到抓捕和监禁，险些被处死。直到康熙击败鳌拜集团之后，南怀仁才重新用实证证明了西方历法的准确性，得以官复原职。

3、关于鳌拜之死，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着种种传说，因而成为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来源。这些传说其实也都有各自的文献依据，比如谢保樵在美留学时的博士论文《清代政府（1644-1911）》、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巴克斯、濮兰德的《清室外纪》中的说法就不尽相同。

虽然鳌拜之死在史料中没有确切记载，但安熙龙倾向于认为鳌拜的结局是幽禁至死：“所有这些故事可能都是不真实的，人们愿意看到鳌拜的仕宦生涯最后的惊人结局，因此才想象、虚构。对于耶稣会神父而言，对于汉族精英而言，对于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和直隶流离失所的百姓而言，对于反对鳌拜集团的京官而言，鳌拜业已成为罪恶的化身。这样一位人物在监禁中默默死去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全书最后，安熙龙如此评价四大臣的辅政作为：“四辅臣强调清初国家和社会的满洲因素，而汉族精英和汉族制度则被当成从属的，有时甚至被当作危险的因素。他们在马上征服天下，也试图在马上统治天下。”

“马上治天下”的典故出自汉高祖刘邦的谋士陆贾。陆贾在刘邦面前时常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听得不耐烦，骂道：“我是从马背上得到的天下，哪里用得上诗书？”陆贾不但没有畏缩，反而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意在强调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在后世的书写中，“不能马上治天下”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相继“汉化”的生动写照。

安熙龙之所以引用这个典故作为书名，就是为了突出鳌拜辅政时期排斥“汉化”、坚持增强满洲因素的统治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稍后兴起的“新清史”学派那里，“马上治天下”的典故和相关短语再次被反复提及，同样用来表达清朝统治者对于自身满洲特性的关注，例如也是新近出版中译本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勉治的专著《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晶报供稿）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