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奶杀手”要来了，尽管他今年已经63岁了！3月27日—29日，濮存昕带领北京人艺团队，在深圳保利剧院演出话剧《李白》。

人艺经典话剧《李白》1991年首演，当年38岁的濮存昕出演李白，凭借该剧一举奠定了他在舞台上实力派演员的地位，并获中国舞台艺术最高奖——文华奖。日前，濮存昕做客“南山保利艺术讲堂”与深圳观众畅谈艺术人生，并在讲座结束后，与深圳媒体深度交流。

《李白》的价值在于能够和当下对话

话剧《李白》讲述了唐朝大诗人李白以垂暮之年请缨从军的故事。这是李白并不热闹风光的晚年。诗仙斗酒百篇，为什么不选择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巅峰之时进行创作，反而要去书写一个“落寞”的李白？对此，濮存昕表示，“得意的李白已经有人演过了。长安酒楼，在西安都有情景剧表演了。观众喜欢看杨贵妃出来就出来，喜欢看杨贵妃穿得透一点就少穿点， 喜欢看李白在那怎么潇洒就怎么潇洒，但是看完就完了，和自己的心灵沟通不了。”濮存昕认为，人艺版话剧《李白》的价值就在于，“它能穿越千年，和当代知识分子进行时空对话，探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问题。”

从1991年首演李白大获成功以来，至今濮存昕演李白已经演了25年。濮存昕说，“我也是一边演，一边体悟。我尝试塑造李白，李白也在塑造我。我今天之所以能够透灵透性地为人处事，因为李白也是这样的，他有孩童般的天真、简单甚至是愚蠢。然后，他的傲骨和刚直不阿，又是那样的艰难而无出路。我觉得，截取李白的晚年，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是可以谈通这个话题的。”

如今“李白”已经深入到濮存昕的血液里。他说：“我自己做人做事，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很想像李白一样。可是，生活中避免不了俗气，我也得赚钱，我也得迎奉一些我们生活的世俗关系。有时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也在犹豫不决。我也不能太招事，太锋芒毕露，可是有很多事情，你又有自由性情那点东西，所以尽可能说真话，这是我给自己的要求，千万别说假话。像李白一样多好啊，文是雅艺是俗，李白可能是雅中间接近点俗的。可是他那么真那么善，使得他的俗好玩。我这人也有很多缺点，也有很多不招人喜欢的地方。但是，就这么着吧？简单一点，简单一点最好。”

90后也要长大，成年后不能只是“开心麻花”

在24日的采访中，还有一群大学生观众来到现场，他们对文人戏《李白》持有“抗拒”情绪，一位女生说，她和她的同学可能更愿意选择类似开心麻花这样轻松减压的戏剧。对此，濮存昕表示，他没有意见，“我对商业戏剧、偏娱乐的剧目 ，一点意见都没有。文化是多元的。即便主旋律也只是百花园里的其中一朵。不要打压年轻人所谓浅显一些 、娱乐一些的东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应该有社会的、 历史的、世界的胸怀的时候，你能够站多远？你不可以没有家国社会情怀，你必须不能只是‘开心麻花’。”

当然，对年轻人“泛娱乐”的问题，濮存昕认为也不能全怪年轻人，“尽可能早一点把灾难和挫折让年轻人去面对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去主流文化里汲取营养。我们现在社会是，年轻人太没有担当了，因为社会就根本没有他的位置。这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我16岁的时候在黑龙江挖战壕。现在的孩子们呢？不过人总会成长，如果人在年轻的时候不积累传统文化不积累主流文化，到了三四十岁，只能在乐完之后继续迷茫。段子网红搞笑戏剧能看到四十吗？”

有生活才能演好戏，多阅读方能“化人心”

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如何才能演好戏？回望自己的戏剧人生，濮存昕认为，有生活才会演戏。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小学五年级”毕业，是生活给了他丰富的养分。濮存昕说：“我是1953年出生的。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是吃榆树钱蒸面过来的，虽然我家也是知识分子家庭，但那时是饥荒年代。文革时期，我也做过红卫兵，我也打过人。我在黑龙江还当过8年知青。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苦尽甘来。60岁的时候，我们知青聚会时，大家都很感慨，我应该感恩，我比他们都强多了，我曾经是那些没人理会的领域里最底层的人。所以说，我可以去演顾长卫电影《最爱》里的血头，我见过这种人，我就可以去演一个那么恶的人。我的表演来源于，我曾经经历过那种苦难。我们今天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

除了个人的生活经历之外，濮存昕认为，阅读是一个演员必备的修养。他说：“我演过一个戏，叫《最后的贵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应该是文化形态上最后的贵族了。我们家有阅读的习惯。红卫兵串联时，我父亲叫我别去，叫我在家看书，书就堆在那里。大部头的长篇小说都是我在12岁到15岁之间读完。那时候一天到晚读书，到今天就有用了。”

对于当下的文化生态，濮存昕难掩忧虑，他认为：“几千年形成的东西，在飞速地解构着、遗失着、破坏着。我们这帮最后的文化贵族也快退休了。”尽管如此，濮存昕表示，他还是“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把我们在传统中感受到的美，尽可能在生命中留下一些，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孩子。在这个物质、功利的年代里，用善、用美、用艺术去度化人心，让人安静下来，走出迷茫和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