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战疫一线,除了千里驰援的医护,记者也是逆行者。他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真相,传递信心。南都特派武汉报道组十数名记者,扎根前线,他们作品中无法尽数呈现的幕后故事,我们也为你记录。
1月24日除夕,广东省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首批128名队员星夜启程,南都视频记者赵明作为随队记者,同机前往武汉。
农历新年零点刚过,舷窗外是广州的微雨,机舱内的医务人员,不少还沉浸在刚刚机场送别的情绪中,有人哼着“心若在,梦就在”,有人提议唱广东过年流行的气氛曲《恭喜发财》。赵明默默掉了眼泪。
“来机场的路上,是同事开车送我的,心里相对还比较平静,”他说,“但当飞机起飞时,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种感受,也很难说清楚掉眼泪的具体含义。”舱内安静下来,他听见到后排的年轻女护士压低声音,和身边人说“我以后每天都要笑”。另一位男护士正在写遗书——这是后来他到了武汉告诉赵明的。他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谢国波。
赵明心肠柔软,共情能力特别强。刚来武汉时,他说自己“每天都要崩溃一两次”,可后来他却成了让同事、同行都钦佩的记者,几乎每天都泡在病毒浓度极高的“红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所在地)病房,至今已一个多月。
赵明在汉口医院蹲点拍摄。
在他不断传回的视频以及图文稿件中,我们能看到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冷静与英勇,也能透过他丰富的感受力,洞见“封城”中的人性。
瞒着妻子到武汉
1月26日起,广东医疗队进驻 “重灾区”汉口医院,陆续接管两个病区。赵明见证了他们重建病区秩序的全过程。
起初,当地医护力量近乎“弹尽粮绝”。一位汉口医院的护士告诉赵明,该院成为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之后,所有门诊都变成了发热门诊,最多时每天有1500到2000人求诊。后来广东医疗队队长、南方医院感染科主任郭亚兵举例说,他们医院平时一个科室的门诊从早忙到晚,每天也只能接诊两三百人。何况南方医院是一所大型三甲医院,而汉口医院作为二甲医院,原本只有100多位医护人员。
汉口医院门诊大厅一度歇满了输液的病人。
2月3日22时,120救护车将一对老年夫妇送达汉口医院。
汉口医院门诊大厅外,一名患者在小车内输液。
如很多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护一样,赵明也没有来得及做好周全准备。
除夕当天,接到部门领导打来的电话时,他刚结束值班回到家,和妻子一起准备年夜饭。动身之前,他说的是“出差去北京”,没敢提武汉,因为妻子就是护士。她所在的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当天也下发了招募通知,只因为她刚生产9个月,赵明不同意她去。过了两天,等到赵明自己在武汉安顿下来,他才通过妻子所在科室的护士长转达了自己人在武汉的实情。
“刚开始她确实很生气,但过了一两天就好很多,毕竟武汉这边有她的同事,她多少能够放心些。”赵明笑称,在广东医疗队,他也被视为“珠江医院的女婿”。
赵明很年轻,2016年本科毕业。他说,“非典”在他记忆里只剩醋的气味;汶川地震时,他还在读初中,给震区捐了5元零花钱。没想到这一次,自己冲到了新闻一线。
赵明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纪录片调研和拍摄。
他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拍纪录长片,来南都之前做过两年编导,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自由摄影师。当时,他暗访过开在边境上的野味店。如今回想起这些,赵明更觉得五味杂陈。
他说:“尤其在我成家之后,更理解安安稳稳过日子有多可贵。真希望这次疫情是一个梦啊!”
泡在病房上下班
来武汉之后,赵明每天尽可能跟着医护人员上下班,在汉口医院泡上五六个小时。
同事钟锐钧也蹲守在此,为抗疫一线的医护们留下了一组震撼人心的肖像。钟锐钧说:“我们肯定都是‘密切接触者’。但其实我还是相对安全的,毕竟拍这组照片是在隔离区外;赵明才是真的可怕,他几乎每天都进呼吸病区。”
尽管每一次进入“红区”都是全副武装,但任何一处疏漏或突发状况都可能造成暴露。赵明说:“怕是肯定怕的。我之前想过万一被感染的情况,但再往下就想不下去了,还不如用平常心把工作做好。”
赵明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是1月27日,“就一道门,走进去,里面就是一群和死神拉扯的人。”在这里,静会让人心慌。他在走廊可以清晰地听见病房里滞重的呼吸或者呻吟;护士们用小推车载着几十斤重、炮弹似的氧气瓶跑过时,车轮会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有些广州来的护士还没有氧气瓶高,见她们吃力地推着小车往病房跑,赵明也经常过去帮一把。
2月3日,20多瓶氧气瓶摆放在武汉汉口医院护士站外。
赵明说,最初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哭一两回,眼泪沙得眼睛疼,后来就努力劝解自己,“像个医务人员那样”去看待这些。
他不停地跟着广东医疗队上白班或夜班,拍医护,也拍病人家庭的故事。“很多人在病房里憋了很多天,特别想找你聊,有的说,‘你们记者是健康人,还每次进来跟我们聊天’,觉得是一种陪伴。”
病房中的人间百态,很快超出了他的预料。有的年轻人瞒着父母住院,有的老夫妻瞒着在外地的儿女和孙辈;有的病人在缺氧状态下意识不清,一直想把氧气面罩扯下来,家属就用宽布条把病人的手绑在了床边;有的病人自己是医生,因职业暴露而感染,值班医生很无奈地说,“安慰你是最难的,我要说的话,你都已经跟病人说过无数遍了……”
医护人员护目镜已腾上水汽,护士必须把药瓶靠近一些。
汉口医院隔离病区,值班医护对着一位不幸去世的患者默默站立。
在这个病区,ICU(重症监护病房)只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房间,但悲欢生死都更高频次地出现。在这里,赵明采访到了60多岁的陈先生。后者说,自己住在ICU的前13天,旁边的床位换了7次,“他们都是站着进来,最后躺着出去。”有的逝者比他年轻。他崩溃过,绝望过,但一次都没有哭。跟赵明聊的时候,他哭了,但他说这更多地是因为身体好转,非常感激。2月27日,陈先生已病愈出院。
不久前,以陈先生为“旁白”的视频短片《武汉ICU生死备忘录》在南都app上线,播放量已达数百万,许多人被深深触动。
如赵明在片中留下的一句字幕,他们感受到了“拼命活着”的重量。
一起来也一起走
也是在隔离病房中,赵明认识了王欣,那个用共享单车骑行50公里回武汉的女儿。
王欣的爱人和6岁的孩子在孝感,但武汉是她的娘家。1月31日,得知父母都在武汉疑似感染,特别是看到母亲的CT检查报告显示双肺全白时,王欣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回去”。其时,武汉已“封城”,她就背上一背包口罩,在孝感的家附近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一路骑回武汉。第二天,听说汉口医院有床位,她“马上过去守着”,另一边哥哥也努力说服父母,终于让病重的母亲住上了院。
赵明回忆:“她跟我说,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工作了,一直没有怎么报答过父母;现在这个节骨眼,她只能选择以命搏命,回武汉尽一个女儿的责任。”从王欣的这次百里逆行中,赵明第一次觉得“责任感”、“使命感”这些词不是大而虚的概念,而是“做人最基本的那个东西”。
赵明在汉口医院拍摄间隙,他想跟广东医疗队一起回广州。
之后在闲聊时,赵明向广东医疗队的很多队员问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来?”很多人回答“职责所在”。医生吴义说,这是他第二次来武汉,上一次是1998年“抗洪”;一位生于1995年的护士答,既然穿上白大褂,这个时候就要往前冲,没得选。
赵明认为记者也是同理,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应该尽可能在现场,把病区里的故事扎扎实实地讲出来。
离家一个多月了,他很想念妻子,每天都要把孩子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不是没有回去的机会。报社领导问过他,但他没舍得跟广东医疗队的牵绊,“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吧”。
记录者大都有此“通病”。凡是自己在乎的故事,总想亲笔写下结尾。
见习编辑 欧阳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