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汪曾祺｜史航：我就是想说说我的惊奇

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100周岁诞辰。

汪曾祺的小说自成一派，深受几代读者的喜爱。作为对蒲松龄《聊斋》的改编“实验”，《聊斋新义》是比较特别的一部，1988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以来，被众多读者争相传阅。近期，由著名编剧史航策划并作序的《聊斋新义》单行本出版，以此来纪念汪先生的百岁诞辰。

“我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1988年，汪曾祺在给《人民文学》的创作谈中这样写到。

《聊斋新义》是汪曾祺对蒲松龄《聊斋志异》部分篇章的改写，共13篇。汪曾祺保留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削弱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以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将古本《聊斋》的故事和人物注入现代意识，从一个新的高度对原著中男女之间、人狐之间，甚至人与动物、死物之间的故事进行了颠覆、重构与提升，使其不再只是奇闻异事的记录。

汪曾祺之子汪朗先生认为，父亲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改写《聊斋》再合适不过。“新书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

在对比不同版本的《聊斋》时，史航列举出了很多《聊斋新义》中改写的故事。“《蛐蛐》中的儿子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官府欺压，化身成为一只蛐蛐，但在结局最终死去，无意增加了小说的悲伤色彩；《双灯》中丫环对二小说‘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我就得走了’，这种超越旧时世俗的婚恋观在当下社会也毫不过时……”，汪曾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颠覆、重构、提升了聊斋原著故事，让这本古代小说充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异魅力，散发出更多时代新义。

从六朝到明清时期，民间流传有很多魔幻故事，蒲松龄的《聊斋》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著名学者、传记随笔作家止庵觉得，《聊斋》在汪曾祺的改写下，成就了一个生趣盎然的世界，“将古代汉语转化为简洁明了的现代汉语，人与妖的阴阳世界不再变得冲突、对立，故事的总体脉络没有多大变化，却更注重生活化和哲理性，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本文摘自史航为《聊斋新义》写的序言一篇，“不埋没一本好书，不错过一个爱书人，”以此纪念永远的汪曾祺先生。

《聊斋新义》

汪曾祺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明人宋懋澄致友人信札里写道 ：“少苦羁绁，得志但愿蓄马万头，都缺衔辔。”

即是我们常说的信马由缰，只不过人家是乘以万数。

汪曾祺也是有这种豪兴的人吧。

他给老友朱德熙写信，提了一个明知道“不成熟的小建议”，让老友他们张罗出一本《考古学——抒情的和戏剧的》：“先叫我们感奋起来，再给我们学问。”

《聊斋新义》也是这样的一本感奋之书，只是用笔简易，态度从容，简直太从容了，像他平时挤点菠菜汁画出的国画，基本不容你拍案叫绝（你的手不痛，人家案也是会痛的），他就想让你知道，《聊斋》是可以在从容中让人感奋的。

汪先生在爱荷华写作中心访学期间的家书，提及正在动笔的《聊斋新义》——

我写完了《蛐蛐》，今天开始写《石清虚》。这是一篇很有哲理性的小说。估计后天可以写完。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1987年9 月20日致施松卿）

继续改写《聊斋》。我带来的《聊斋》是选本，可改的没有了。聂（华苓）那里估计有全本，我想能再写几篇可 改的。（1987 年 10 月 12 日致施松卿）

古华叫我再赶出十篇《聊斋》来，凑一本书交陈映真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我不想这样干。我改编《聊斋》，是试验性的。这四篇是我考虑得比较成熟的，有我的看法。赶写十篇，就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而且人也搞得太辛苦。（1987年 10月 20日致施松卿）

《聊斋》续篇恐在此也难写，我得想想。你叫汪朗或汪朝给我买一套《聊斋》的全本。我带来的是一选本，只选了著名的几篇，而这些“名篇”（如《小翠》《婴宁》《娇娜》《青凤》）是无法改写的，即放不进我的思想。我想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篇章改写。（1987 年 11 月 24 日致施松卿）

挺好，老头儿在异国他乡新朋故知的簇拥中，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一等消遣。

不在国外，他还未必有兴开笔吧。

电影《一代宗师》有句台词，是编剧邹静之的得意之笔，可惜没有呈现在通行版本里 ：“没有他乡，哪有故知。”

江苏高邮人汪曾祺，在美利坚国爱荷华州，与山东淄博人蒲松龄重逢了。

四大名著，他没有动过改写的念头，他选了《聊斋》。

他的小说《鉴赏家》有一句诗，是画家季匋民写给他的朋友果贩叶三的：“为君破例著胭脂。”

诗人俞心樵在诗里问过：“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谁能把旧的创造出来？”

不声不响，闲来无事，有人下厨了。

具体为什么选了这几篇，作者自有《前言》，无须后生小子赘述，我只在这里抢着说一句 ：

我最爱《捕快张三》，那才是除了汪曾祺谁都写不出来的。

他老师沈从文写不出来，我一直敬重爱惜的孙犁，估计也写不出来。

汪曾祺对人的热爱，就在于他想帮所有不算坏的人求生，甚至直接用他的笔放生。

可惜他没有改编《王六郎》，那是《聊斋》里我的最爱。

不过， 汪曾祺最好的小说， 都是讲着王六郎式的故事。《鉴赏家》是，《星期天》是，甚至《寂寞与温暖》也是。

人再穷愁困苦，都有个知己在等你。

以前有个女记者问科学家霍金 ：“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打动过你？”

霍金回答：“遥远的相似性。”

汪先生生前，我见过一次，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上，我排在队里，请他在《榆树村杂记》上面签名，记得他的眼神很犀利，又近乎睥睨，就觉得这老头儿很不好惹。

这么多年过去了，把能找到的所有汪作都读了，连他的题画的每个字，连他应酬之作的对联都看了……现在渐渐确认，这个老头儿很好接近，甚至也挺好懂，只是非常难于形容，难于概括，所谓清光自难名。

好在老头儿自己写过一个故事，一个乡民朱小山的故事。朱小山下田点豆子，地埂上都点了，还剩一把懒得带回去，搬起块石头，把剩下豆子塞到石头下面。过些日子发现石头离开地面了。豆子发芽，豆芽把石头顶起来了。朱小山惊奇了好多年，跟好多人讲这事。

人家问：“你老说这事是什么意思？要说明一种什么哲学吗？”

“不，我只想说说我的惊奇。”

我写这个序，也就是想说说我的惊奇。

作者：史航

（晶报供稿）

编辑 杨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