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的《一无所有》到2016年的《死不回头》,崔健和他所代表的中国摇滚乐走过了30年。虽然一直被称作“摇滚教父”,但崔健从来不认同、也不接受。
“教父一词对我毫无意义,这个头衔是一个伪命题,让人放弃质疑、忘记解决问题。”崔健说,自己只是一个启蒙者,“不要错误放大启蒙的意义,启蒙没有那么重要,从而让后来人对自己的思考进行贬值。”
带着对世界从未停止的质疑和永远有些“忧伤”的思考,崔健将于12月24日晚在深圳体育馆“春茧”举行“奥园之夜·崔健滚动三十”演唱会。12月6日,崔健在深圳胡桃里音乐酒馆·中心城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希望演唱会每个音符中都有养分
本次“滚动三十”虽然意在回顾崔健及中国摇滚30年,但崔健表示,首先还是要唱新专辑《光冻》里的新歌。“老唱老歌也太商业、太像服务了!我们更希望通过新歌,去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音乐创作方向。”崔健说,“总做自己或观众的熟悉的音乐,也是一种退步。”
乐评人王晓峰曾说,崔健非常擅长写旋律,但后来渐渐抛弃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开始在“节奏”上越走越远。对此崔健表示,自己一直都喜欢“节奏”,“节奏更能触发人的能量,而摇滚乐对我来说,也是触发激情和能量。”
北京演唱会上,崔健邀请到自己的偶像、英国警察乐队的鼓手Stewart Copeland作为演出嘉宾。“我是他的乐迷,这是我的夙愿。”除Copeland外,崔健的御用乐队成员也都是业界翘楚。
“我敢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最好的音乐家,我们演唱会从音乐技术层面是全国最好的。”崔健有些腼腆又骄傲地说,有些人的演唱会专门提供荷尔蒙,但自己的只提供三样东西:内容、情感和技术,“我们试图把音乐做好,希望观众可以从每个音符中体会到养分。”
除音乐外,崔健演唱会的视频设计也走在前端。“视觉对于一场摇滚音乐会的作用,就是帮助观众去了解作品,感受到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东西。”崔健说,“但实际上我非常喜欢极简的东西,比如鲍勃·迪伦的北京演唱会就没有任何舞美,只有一束光打在他的身上,在幕布上形成一个剪影,这可能恰恰也是一种摇滚的精神。”
《一无所有》被过度阐释
今年初,崔健参加了一档电视综艺节目《中国之星》,引来许多人对于他“摇滚精神”的质疑。对此崔健表示,自己参加的是音乐节目,所有的言论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表演成分。他不怕被外人质疑功利,“也许音乐一响起,说什么都是徒劳,我们所做的就是让好的音乐被人听到。”
不少人认为,目前中国的电视音乐节目过度泛滥,且大多都是纯娱乐商业活动,但崔健认为,这恰恰说明真正的音乐电视节目还太少。“音乐人还是太懒,没有好好利用电视去传播最好的音乐,才让如今的电视节目变得具有欺骗性。”崔健说,“也许是这个市场还没有烂透,观众还没开始厌恶,但真正的音乐在电视舞台上迄今还没有形成规模。”
崔健说,如今的流行音乐很多都是具有服务性的,被市场化的,带有金主指向性的,真正卖得好的音乐可能并不是音乐人自己喜欢的。“很遗憾目前大量团队都在这么做,这个行业也越来越养人,因为商业活动很多,但这些规则和音乐本身没关系。”
30年来,崔健的《一无所有》在民间具有超高的传唱度,加上被众多音乐人及选秀歌手翻唱,也变成了一首“流行歌曲”。对此崔健说,《一无所有》已经被过度阐释,“这首歌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了,每个人都对它有自己的记忆和情感。”
因为30年前扛了大旗,崔健至今难逃中国摇滚“教父”标签。“我说过很多次,教父一词对我毫无意义,因为我自己都解决不了我目前的许多质疑,我还需要摸爬滚打、需要继续去创作。”崔健说。
“年轻人永远是对的”
回顾过去,总有很多人怀念80和90年代,文艺作品也不断在歌颂那个年代的创作激情。崔健则认为不必过度怀念过去。“现在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交给那个年代的人也解决不了。”崔健说,“不要错误放大启蒙的意义,启蒙没有那么重要,需要鼓励年轻人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
崔健曾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他说,这句表述其实是人的一种希望。“有时我也会很绝望,但想到后面还有年轻人,就还有希望,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这也是崔健喜欢深圳的原因:这座曾经“一无所有”的移民城市里充满了曾经“一无所有”的奋斗者,“他们的奋斗经验和精神可能是中国的未来,我们对待摇滚乐或许也能从深圳年轻人的思考中得到一些答案。”
崔健对年轻人抱有希望,也因为对自己的年代有遗憾。“我们这代人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去真正勇敢地表达自我,不能在语言中融入更多的热血,取而代之的是忧伤、冷静和忍耐。”崔健说,“我们的文字充满了技巧,怎么说实话还能不惹事,怎么在理性的思考中实现微反抗,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摇滚里总是有一种忧伤,这种忧伤来自人性。”崔健说,自己导演的电影《蓝色骨头》就很忧伤。
除了音乐,崔健最大的爱好就是电影,他也有打算在未来继续拍电影。不过在此之前,他正在筹备一个“以视觉表现音乐”的项目,将于不久后与大众见面。
编辑 白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