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桥 两个国 边境线上的“共同体”

从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到厄勒海峡对岸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很便捷，就是坐上家门口的火车，一条线、几站路的事。自打海峡上一桥飞架，一直如此；厄勒海峡大桥由丹麦和瑞典共同投资建造，是在2000年7月1日正式开通的。

记得我初到瑞典，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座桥。 某年冬夜，在哈姆雷特王子呆过的城堡边，有人指着海对岸的一片璀璨灯火说：瞧，那里就是瑞典。对我而言，经过一座桥是一个通过仪式；对瑞典而言，桥也是将自己和欧洲大陆拉近的通过仪式吧。

此前，自1965年签订协议以来，丹麦和瑞典间就毋需签证，有船来渡海峡两岸的人。大桥开通后，桥边虽有丹麦和瑞典的边境标记，可那就像是两国的国王，是重要象征，这象征美好而知趣，对庶民的实际生活从不插手。

瑞典南部不少省市的人，如斯科南省人想要飞往世界各地，大多使用哥本哈根国际空港。此外，他们在哥本哈根的瑞典教堂结婚，到哥本哈根的歌剧院看歌剧，简直是把哥本哈根当成了自己的都会。海峡大桥让桥两岸的人越来越撒起了欢，在哥本哈根和马尔默间通勤的丹麦人和瑞典人都越来越多。除汽车自驾外，利用火车到对岸上班的每天约500人。在马尔默置房定居的哥本哈根人更多，以至马尔默出现了“丹麦村”。还有人多此一举地换国籍，拿到瑞典籍后的丹麦人在宣誓仪式上发言：“丹麦人又打回来了。”引来瑞典听众的爆笑。

没错，丹麦和瑞典历史上打过无数的仗。瑞典南方的很多地域曾是丹麦领地，也是瑞典人抵抗丹麦军入侵的地方。隆德大学化学系的新晋教授艾娃跟人指点她家的住址说：“很好找的，就在纪念塔东边”，她指的这个塔纪念的就是对抗丹麦军的一场激战。从斯科南省往斯莫兰省去的国道上，必经一座爬满青苔的三孔石桥，桥边立有木牌，标明曾有丹麦军人马踏过。再往东去，斯莫兰省有座“火焰山”，瑞典农妇曾在那里把丹麦兵灌得酩酊大醉，再放一把大火，把他们统统烧死。这些实物和传说都是关于遥远时代的纷争。如今，丹麦人又”打回来”了，瑞典人也不对抗，全球化的氛围中，幽默和欢笑似乎才是应有的旋律呀。

我不了解政治家和经济家的思虑，作为普通百姓，我能感觉到丹麦和瑞典同根——至少大家说着各自的语言直接对话，不需口译；我也看到过欧洲一体的幻景，比如在欧盟成员国万民同欢的“欧洲电视歌会”上；比如在旅行中，多数欧洲国家加入了申根，欧洲大地上有的是桥梁、渡船和道路，但不存在关卡。

让丹麦人“打过来”好了，我们住在马尔默、隆德一带的人，每到周末，就喜欢把腿一跷，就到了哥本哈根。这个周末，我又去了一次。

这却是我第一次，起意去瞧瞧那个颇有名气的“克里斯钦城”。快靠近那一带时，我被一片晃荡着水波的绿荫吸引。一条小河，水边青草蔓延，不算脏，草高了些，乱了些，不像北欧通常的水边绿地是被收拾得很齐整的。阳光和煦，打下一层鸡蛋黄色的光。一只苍鹭立在小径旁一簇芦苇边纹丝不动，对路过的人毫不在意——苍鹭一般可是害羞、敏感，见人就飞走了。

水边、树下，三三两两有人坐着、卧着，青壮年黑人不少，白人也有，体型与常人比偏瘦。偶尔有一两人从我身边走过，不知他们是沉思还是梦游，看来心无旁骛——完全不和路人有视线的碰撞。只是我，盯着他们看：穿得比流浪汉好，但流浪汉与他们比，眼神和动作中多了入世的执念。这些人不喧哗，就那么走几步，躺一会，散落在小径上。小径被芦苇和绿荫遮断了远方，并不能看出特别通向哪里，似乎无论怎么走，这里的人也还会和那只苍鹭一样，就在这里。一枝缀满红果子的野玫瑰一直垂挂到路边一块木版牌上，牌上有红漆刷出的几个字符：克利斯钦。

小径左侧现出一条木头台阶，这条走成了Z字形的台阶煞是好看，一边是缀满火红果实的野玫瑰，一边是深绿的欧洲七叶树，台阶尽头有碧蓝的天和淡白的云守着，吸引我尽快爬上去看看——那里到底还会有些什么呢？

爬上木台阶顶端，不见仙境。眼前现出个公社一般的地方，里头有不少人在晃动——我这才是真正撞到了克利斯钦的某个入口。最先看到的是一家接一家脏兮兮的饮食摊点。男男女女坐着抽烟，指间的烟看来比通常的长而宽。空气中弥散着一种味道，似乎是烟，却不闻烟香；似乎是烧焦了秸秆，也没见卷起什么黑云；你也不能说它是一股臭气，可又真不是什么好味儿。这是什么味呢？无从比拟，远离日常积累的体验。据说，那就是点燃大麻后的味儿了。

克利斯钦本是废弃的军营，只有几个看门人。在1960年代末的嬉皮风潮中被一批丹麦嬉皮士于1971年占领，慢慢成了个自治飞地，后来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嬉皮士、流浪者甚至犯罪分子。

走出饮食摊，能看到一座座高高低低的旧房舍，都被破烂的海报和杂色的涂鸦打着肆无忌惮的补丁。

不远处，人群正有一阵骚动。一辆甲壳虫般的小型绿色破车，车屁股上拖着跟麻绳，麻绳另一头套住了一座三层楼高的住宅外墙顶端安着的一个崭新的监视器——估计来自警察部门。一个嬉皮男哇哇地吼着，更多的人，无论是这里的居民还是猎奇的游客，远远近近，只无声地盯着那方向看。“啪”地一声，像是一个炮仗短促地炸了。监视器还在墙上，似乎还是漂漂亮亮，是监视器的电线被扯断了。

住在北面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人不能完全理解边境封锁对马尔默人意味着什么。于是有了这么个南北对话：

“知道吗，就好比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线突然只剩下一条。”

“那可真他妈要了命！”

我的邻居斯万老人想不通：“我长得像斯科南人，我说地地道道的斯科南土话，凭什么要查我的护照！”想不通没用，要查，当然就是人人平等地被查。这条线上的车厢，一个距“大同”越来越远的、被隔离的小世界，它似乎也是休戚与共的，唯一的共同点成了一种心愿：“到瑞典去”。没有护照或签证的人会立刻被警察带走。此外，丹麦和瑞典间这条畅通了十多年的铁路线，如今时不时会停运几小时，特别是在凌晨和深夜。铁路局有速报：有难民试图沿着铁轨从丹麦步行到瑞典，或打算卧轨自杀。

厄勒海峡大桥好端端给弄成了残废。导火线自然是2015年秋突然涌入欧洲的大批难民。本来，抵达瑞典的难民一直都有，远的不说，如1940年代的德国、芬兰和挪威难民，1970年代的智利难民，1980年代的索马里、科索沃、伊朗和伊拉克难民，1990年代的巴尔干难民等。而在十年前，已有瑞典人逃离犯罪率日增的口岸城市马尔默，他们以为马尔默越来越多的难民增大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些年，瑞典吸收难民数一直居于世界，也是欧盟成员国的最前列，负重超过了一个北欧小国的能力。无论政治家的算盘如何，瑞典在遵守欧盟法规上表现良好。百姓多数不认为政府做得傻，反以为做得对，在他们看来，是些不守规矩的国家造成了欧盟免费乘车的乱象。

不过，去年的难民数一下子大到了难以消化的地步。2015年末，向瑞典移民局提出难民申请的有162877人，其中51338人来自叙利亚。瑞典南部的每个大市、小村几乎无一处不见难民，超市和教堂门口总有几个蹲点的乞讨者。公交巴士或火车上会鱼贯而入一群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他们揣着免费发放的交通卡，用一种车厢内的多数人听不懂的语言大声拉呱。 你从隆德中心火车站出来，在人群中未及站稳，会有人推你一把，以为是个老相识，定睛看，眼前是一张脏兮兮也笑嘻嘻的脸，还有一只递到你眼皮底下的投币用的铁罐。

2015年秋冬之交，瑞典哥德堡市的左派疾呼：“我们必须奋战，为欧洲其他国家及全世界在难民问题上树立一个他们做不到，而我们做到了的典范。难民们去叩芬兰的门，不让进，他们跑我们这儿，严冬就要来了，我们怎能也不让进，还有比这更不道德的吗？” 圣诞前夕，一个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组织在脸书上抗议：“所有的小孩子、大孩子们，圣诞老人不会来瑞典了！为什么？他没有能过边境的护照！”抗议还是无力，多数民众并不知如何是好：继续往左显然不现实，朝右也实在不正确。难民，他们不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也不是受欢迎的。无论欢迎与否，他们就在这里。一年下来，马尔默市群众公园对面那家超市，员工和门口蹲点的两个难民熟到跟同事一般，员工会帮难民兑换捡来的饮料罐，难民在乞讨之余，也会站起身来，走上几步，把超市门口散落的纸屑捡拾起来。这样的乞讨者中有些人似乎天生喜乐，在夏天的露天音乐会上，摇摆着良好的节奏，举着储钱罐，笑吟吟地在人群中穿梭。

去年深秋爆发的难民风波一年后的今日，瑞典各派基本达成共识，接受难民不是让他们一时获救，得考虑能否提供他们需要的教育、工作、医疗等——不单是一个人，还有他们即将建立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们。移民局愿帮助真正的难民，对伪造年龄、身份和背景，明显有淘金目的的男青年，对犯罪分子加强了甄别。对砸锅卖铁总算到达瑞典的，假如他们的祖国局势已经稳定，在必须劝说送返时给予资金补贴。有不少人已自愿离开，少数被强行遣返，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被谈话后消失了、潜伏了，难以找寻。据说，难民问题正趋于缓和。然而，边界会再开吗？什么时候？不知道。即便问题缓和，即便厄勒海峡大桥解禁，也并不意味着从前的欧洲一家的理想能够复现，并不意味着一条连接哥本哈根和马尔默的铁路线能失忆一样忘却边界被封锁的日日夜夜。

警察居然就在人堆里！古怪的是，他们并未提前阻止这一破坏。警察们的装备也奇特——每个人的制服胸口部位，都立着一部银色小相机。4男1女，体格健美、美颜帅气的警察们，被一名似乎气不打一处来，嘴里不停诅咒着的邋遢男追赶着。警察们跟被赶的鸭子似的，目不斜视，默默无言，排着队、踏步匀速而退。他们走向几十米外另外两名警察小伙，那两个小伙子守着三脚架上的设备在录现场图像。邋遢男越喊越凶，一对坐在路边躺椅上的70多岁的男女，用更大的声音对他吼：“闭嘴！你是克里斯钦人吗？闭嘴！你是克里斯钦人吗？”

“你是克里斯钦人吗？”，这句话的发音和“你是基督徒吗？”真是差不了多少。老年男女披散的长发，昂着的头颅，嘶哑的声音，透露出，八九不离十，他们年轻时曾是克里斯钦人。他们的喊话里似乎透着对克里斯钦人某种操守的自傲。

赶鸭子的邋遢男顿时泄了气，我也松了口气，没见过比这里的警察更憋屈的了。摄像的三脚架边，是卖破衣烂衫的小集市入口，警察腿边的水泥地上，竖了一只塑料牌：“操你妈的警察！”而在克里斯钦城，一个更随处可见的口号是：“Say no to hard drug! ”字面意思是，拒绝硬毒品，这里显然以为吸点儿大麻——所谓软毒品——不算什么大事。

克里斯钦有自己的博物馆、艺术馆、邮局等，尽管这些机构都设在看来年久失修，被各种标语拖挂着的建筑里，克里斯钦仍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国中国。境内禁止摄像，部分是出于对隐私的保护。吸引人们成为克里斯钦居民的那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说得具象些，或许就是大麻？我在那股时不时飘来的古怪气味里这么想，打算赶紧逃遁，毕竟，这味儿太浓，就在发臭的边缘。我从侧门出去，看到墙上一幅鲜艳的画，它有翠绿、粉红、宝蓝，它有盘龙、孔雀、天使，是一幅太平极乐仙境图。墙内的克里斯钦可不是如此，而更像退了色的旧标语，曝光有些过度的胶卷，是恍恍惚惚的废楼颓台。

墙外是“公主街”，我一步又跨回有序的今日文明世界。我打运河边走过，七叶树的叶子在绿之外多了一圈红褐色边缘，像是工笔画师特意勾描的。一条寻常的帆船引起我的注意，它不叫“玛丽”，也不叫“安娜”，不是常见的那种船主心上的女人的名字，而叫“蚊子”。我叫道：“好名字！”船主得意地笑了，指点给我看，原来那本是这款帆船的型号名，他干脆借用过来。秋天来了，蚊子不见了，游走了一夏天的帆船很快也得上岸。

我原打算到歌剧院隔壁的现代艺术馆一带看看海水，晒晒太阳；以为只会有三三两两的人，不曾想撞入了人山人海：这一天，那里竟有一场世界“街头食品”展览会。

人挤着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个位置歇下，眼面前的过道上站着个身高约一米六的亚洲男人，他搂着自己的欧洲女伴，亲她的头发，亲她的脸颊，举止十分欧化。我还是认定他就是个日本人，不是日本裔，因为他的眉眼里有一种无法驱散的顶真，朝中间挤，连脖子都有些朝上挤着。

在这里，能看到丹麦女吃韩式海鲜拌饭，瑞典男吃埃及的蚕豆饭，印度男吃英国的炸鱼薯条。国籍、肤色、语言、服装等全部淡去。这也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假如说克里斯钦那个嬉皮标榜的“大同世界”的共同在于大麻，这里恐怕就是“美食”了。代表着各国饮食文化的摊点开放在世界的街头——无论它是挪威的，还是索马里的。这人头攒动的世界的街头，没有安检，如今这年头，突发恐怖袭击可不是百分百绝无可能的事，可不是只发生在远方、与己无关的电视新闻画面。所幸，这一天，2016年9月24日这个周六的下午，在哥本哈根模拟出的世界的街头，恐袭只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夕阳西沉时，我才准备回家，我拖延着归程，多少也是因为潜意识里的畏难情绪。

从丹麦返回瑞典的旅程自今年1月6日骤然变得艰辛，简直是一夜间退回到战争年代：边境封锁了！自驾要通过关卡，乘火车更是复杂。原本从哥本哈根市内经由哥本哈根国际空港，过厄勒大桥抵达瑞典的火车被截断。所有前往瑞典的人须在空港一站下车，爬高上低，跌跌撞撞地冲到另一个站台，穿过护照检查，才能登上前往瑞典的专列。而火车甫抵瑞典境内第一个小站会戛然停下，上来一群瑞典警察和海关人员，这一停少说有20分钟，处于审查视线中的乘客越来越焦躁，觉得这趟车一定是永远、永远，哪里也到不了了。检查延长了火车运行时间，这条线火车的发送频率随之大幅度降低，原本舒舒服服，几乎人人有座的车厢变得水泄不通，何况还有从空港出来，拖着大件行李的人。不仅如此，边境封锁和护照检查也使瑞典南部的一些本地路线被迫改道。

见习编辑 L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