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庚数头伏”。夏至之后气温将继续升高，大约再过二三十天，就是最热的天气了。中国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祭神祀祖、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在历代书家的日常生活中，作诗、抄经、鉴定、酬答、录古、集联、临帖、写扇、刻印等则是他们的消夏良方，以写字刻印之法度夏，可见文人心性，一脉相承。

“夏至”顾名思义，夏天如约而至。

烈日炎炎，高温持续，用什么来化解呢？古今有别。今人有冷饮和空调。这是现代科技带来的恩惠。但时间长了，不出汗、不动弹，对身体大不利。古人没有高科技，即便说冰镇之物，除了皇家贵族，一般人不可能享受到。但正因为没有高科技，所以人的智商被发挥到极限。

单单说书法家吧，就有很多办法，为后人做出了“榜样”。很多时候，将消暑之法统称为“读书写字”，不免有些模糊，实质上大有名堂。

一是作诗。古代书家必定是诗人，天生的“二合一”。武则天贵为唯一的女皇帝，其实也是诗人，也是书法家。《游石淙诗》是武氏平生唯一的七律。公元700年夏季，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避暑石淙河，大宴群臣，即兴作《夏日游石淙》诗一首，命从臣奉和，后又作序，命薛曜书写，并刻于山崖壁上。薛曜是唐中书令薛元超长子，官至正谏大夫。褚遂良乃其舅祖，名相魏徵的外孙。薛曜和堂兄弟薛稷同一师承，书学褚遂良，用笔更加瘦硬，结体疏朗，较褚书险劲、纤细，在当时即享有大名。后人认为，薛氏兄弟书法乃宋徽宗“瘦金体”之祖，此言至当不过。

南宋  张即之《佛教遗经》，乙卯夏至

二是抄经。南宋张即之一生抄经颇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不是写经生，胜似写经生。从《佛教遗经》可以看出，张即之书法深受唐人影响，初学欧阳询、褚遂良和颜真卿，后转师米芾，参以汉隶及晋唐经书，加上受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形成独特风格。运笔坚实峻健、简捷凝练，点画顾盼生情，结字俊秀而骨力遒劲，气息明快清爽而不落俗套。张即之出生于名门显宦家庭，为参知政事张孝伯之子，爱国词人张孝祥之侄，系中唐著名诗人张籍的八世孙。书法能“独传家学”，以张孝祥书为主调，自成体系。张即之擅长楷书和榜书，喜作擘窠大字。成为南宋书坛首要人物，是南宋后期力挽狂澜，穷毕生之力以改变书风衰落的革新家，称雄一时。《宋史》本传赞其“以能书闻天下”，“大字古雅遒劲，细书尤俊健不凡”。

明  赵宧光  甲寅长至

三是鉴定。明代赵宧光以草篆闻名天下，惊世骇俗，见证了一个书家不苟流俗的心志。但凡学古、临古、鉴古，自然不论寒暑。赵宧光鉴定《石鼓文》，题有“周宣王太史籀纪猎诗一十章”。赵氏所著《寒山帚谈》曾云：“三代而下整齐文字，独此猎碣。无论笔画之妙，即《风》《雅》《颂》数十章删后稀世之宝也”。赵宧光视石鼓如此珍贵，故而拓本收藏亦不在少数，其在《石鼓文章句》中曾提到，为便于校对石鼓文，曾收集翻刻本及诸家释注本多达十种。鉴于赵宧光篆书在书法史中的地位，尤其在清代得到进一步推崇。所以，凡石鼓拓本有赵跋者，必是后世藏家所追慕者。

说到《石鼓文》，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八大。大多数人临《石鼓文》，都是谨守原貌，唯独八大以行草笔法为之，不要说当时，即便放到现在，也算是石破天惊。八大是一个不是职业书画家的职业书画家，度夏的方法就是不停地创作，故而可以说——

清  八大山人《安晚》 甲戌夏至

清  八大山人《安晩帖》之二十自跋

四是酬答。《安晚册》是八大写给一位朋友“退翁”的。款字写道：“少文凡所游履，图之于室，此志也。甲戌夏至，退翁先生属书。”关于“退翁”是谁，一直存在争议，目前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汪士鋐，有的认为是程道光。由纸面上的鉴藏印，只能知道《安晚册》于乾隆年间曾为袁枚的弟弟袁春圃所藏，关于退翁其人，以及此帖流至“过云楼”的过程仍然未解。不过，八大对此作显然一往情深，多次自跋。在八大山人众多佳作之中，《安晚册》是其晚期杰出作品之一，共二十二开，目前收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安晚”两字闲适之极，相当有诗意。所谓“安晚”，乃“安度晚年”之意。八大山人取南朝宗炳卧游之典故。传说宗炳年轻时到处游历，年纪大了之后，不方便再到处游玩，索性把以前所游的山川绘成图画，悬于四壁，营造出一个另一个大自然。八大山人有明显的效仿宗炳之意。有人开玩笑说，“安晚”，一不小心可能读成“晚安”，汉语的意思博大精深，小小的改动，感觉八大又会成为“网红”。八大山人书法初始受欧阳询影响很深，稍后学董其昌行草，又转入黄庭坚的夸张开阔等，多方探索，再追寻魏晋人书法的气质，终于参用篆书笔法，形成独特风格，中锋圆润而又婉约多姿，结体厚重浑成，富有晋人气度。八大晚年喜用秃笔，一变锐利的笔势而变成浑圆朴茂的风格。概而言之，八大书法成就主要是笔法改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简”，用笔虽简练，却是沉实的；一个是“圆”，既有外形的圆，也有笔画的质感。

清  何绍基书苏轼《和子由论书》等杂诗册  丁未夏至

五是录古。当代书家很长时间以来，普遍为是否抄录古人诗文而纠结，想要自作诗却又不来电，只能算是顺口溜或打油诗。其实是太过于在意书写的内容和形式。米芾早就说过：“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顺其自然最好。古人说，善书者不择笔，纸尽意尽便足。即便是苏黄这等高才，也有灵感不济之时，通常也会抄录古人诗文。何绍基抄录苏轼《和子由论书》等杂诗，不是随便选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有强烈的崇苏情结。何绍基一生的诗作中，有好几首提及苏轼，极其爱慕和推崇，如《眉州试院喜雨大醉次日即别去》有句：“桑下佛缘恋难去，况我眉州十日住。高风景跂三苏祠，古荫婆娑双柏树。”《腊月十九日季寿丈招同人拜坡公生日有诗命次韵》写道：“噫吁公本西蜀人，宦辙周历东南滨。浩然之气塞宇宙，宁劳祠祀羞寒蘋。”另有句：“坡翁与涪翁，生日别寒暑。涪诗令人沧，坡诗令人煦。”“余事烂珠璧，诗心独机杼。居然黄并苏，远匹李与杜。坡公近太白，公乎肖臣甫。自多我公去，谁复堪指偻。”研究何绍基的书法，要考虑到，从宋诗对其思想的影响入手，进而探寻何绍基的书法观念乃至书论美学思想来源的一个最佳切入点。所以说，抄录并不是机械搬运，重在和古人心灵上的交流。

清  莫友芝㩴精蓄道篆书联  戊辰夏至

六是集联。这无疑是考验书家智商和才学的一个重要项目。楹联是汉字文化的高度凝练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和文学等类型全世界皆有，惟独楹联是中国特产。楹联当中有一种“集联”形式，从历代碑帖中撷取若干字，打乱既有的顺序进行重组，要求符合对联的平仄要求。可以说，集联是一种“以古为新”的形式，能够看出中国文化的再生性。书家必须对于某种甚至十数种碑帖烂熟于心，抠到每个字，才能得心应手。莫友芝虽然没有功名，但才学不可小觑，号称“西南硕儒”。“㩴精极微无文不综，蓄道修德为学者宗”集联信手拈来，是写给“兰浦”的。查对史料，同时代人物中，有清代广东篆书大家陈沣字“兰浦”。像莫友芝这种综合素养极高的学者在创作楹联之时，将所研习的文字集成联语，形成书法与楹联合璧的集联珍品，锦上添花、妙合无垠。

清  刘廷琛 万里千章对联  夏五

清代刘廷琛，撰有“万里烟波濯纨绮，千章杞梓荫云天”对联。刘氏书法有扎实的功底，取法二王、颜真卿和赵孟頫诸家，整体上显示出当时盛行的“馆阁体”书风面目，用笔沉稳，笔画饱满，墨色统一，乌黑光亮，结体方正端庄，书写节奏力求平稳自然、不激不励。款字中“夏五”字样，春后五天为一候，共三候，所以叫做“春三”。夏至后阴历逢五为伏，共三伏，所以也叫做“夏五”。当年张勋复辟时，刘廷琛热衷于参与策划复辟清王朝的活动，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曾参与起草《讨袁逆檄文》等复辟文章。复辟失败后，隐居青岛，以书画自娱，为当时青岛一地著名的“书法三翰林”之一。刘廷琛受其父刘云樵影响，擅写草书。在北大校长任上贡献巨大，是中国近代开创分科教学第一人。

清  张祖翼临《礼器碑》 辛丑夏至

七是临帖。书家有好的精神状态，要赶紧把抓住，机不可失，创作出精品力作，至少是自己满意之作。但很多时候，也可能没有任何创作欲望和激情，谨记，乱写不如不写，临帖乃是最佳的转换方式，“闭门造车”，换一种方式与古人对话，不亦快哉。张祖翼临《礼器碑》扇面接近原碑风格，比较率意，就连落款也是行云流水，与通常所见不同。通篇夸张了收笔捺角，变化极多，可见张氏的笔墨功夫非常纯熟，尤其难得。

近代  章炳麟篆书陶渊明《饮酒·羲农去我久》 甲戌夏至

八是研学。书家的身份，现在统称为专业化和职业化，当然有好处，可以更执着，但弊端日显，对于专业化人员来说，知识面过于狭窄，书法需要“通学”，对于职业化人员来说，书法成了饭碗，与名利密切相关，心态容易扭曲。过去的书家，首先是文人，也可能是诗人，甚至也可能是学人和哲人。章炳麟是近代学人，以篆书名世。从他的这三件篆书作品，便可见一斑。

第一件写于1921年夏至日，内容是陆倕《新刻漏铭序》：“夫自天观象，昏旦之刻未分，治历明时，盈缩之度无准。挈壶命氏，远哉义用。揆景测辰，徼，宫戒井，守以水火，分兹日夜。而司历亡官，畴人废业。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卫宏载传呼之节，较而未详；霍融叙分至之差，详而不密。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弘度遗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无彰器用。譬彼春华，同夫海枣。”

第二件写于1926年夏至日，内容是王符《浮侈篇》：“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锈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

第三件写于1934年夏至日，内容是陶渊明《饮酒·羲农去我久》：“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诛泅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全诗没有写完。章氏篆书笔法挺拔，笔势蕴藉，线质瘦劲灵秀、圆转流畅，结构严谨圆融而得真味，笔风浑厚朴茂，真正放得开、收得住，自成面目，沙孟海曾评章太炎篆书“自成体系，于钱太虚、邓顽伯皆不同科”，乃“古文字学别派”。

所以说，书写内容其实没有什么硬性规定，无可无不可，清一色抄录唐诗，有点单调，回顾书法史，多少年来一直在抄。问题是，抄的都是熟诗，书法水平又不佳时，必定为人所诟病，只能说知识面太窄了。章炳麟研究国学，兴之所至，某一段内容就成为创作作品，而且很多篆字都很冷僻。这时，靠的不仅是笔墨功夫，更是修养学问。

近代   王福庵篆书横幅“蒲卢馆” 乙亥夏至

九是会友。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三五朋友推杯换盏，固然在酷夏时可以放松身心，但以茶代酒，同道知己相晤，更是消暑之良方。王福庵作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盛名之隆，交往广泛在所难免，自然少不了请索，为朋友写斋号““蒲卢馆”，不仅只是应酬，更是心灵上的交流。有意思的是，“蒲卢”二字颇有深意。在《中庸》第二十章，孔子曾以“蒲卢”比喻为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问题是，“蒲卢”到底是什么？在经学史上，关于《中庸》的“蒲卢”一词，向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东汉郑玄的“土蜂说”；其二是所谓“蒲苇说”，始于沈括《梦溪笔谈》，显扬于朱熹。近来有观点认为，以葫芦来解释蒲卢，则更为圆融。王福庵所书，究竟是不是此意，值得进一步探讨。

当代  吴玉如《临江仙》 己酉夏至

十是写扇。度夏必定离不开扇子。一般人习惯用蒲扇，文人用折扇。书画之扇，既可以扇风，又能欣赏，真正是实用艺术两面光，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之时，清风徐来，面颊生风，汗液挥发，难得惬意。当代帖学大家吴玉如有一件扇面，写的是宋代陈与义《临江仙》：“高咏楚词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榴花不似舞裙红。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这是陈与义在端午节时凭吊屈原，旧怀伤时，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感伤心绪。世之以为吴玉如是书法大家，其实他更是学问大家，在古文、诗词、文字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吴玉如的研究和发掘，远远不够，他对二王的理解和实践，在当代书坛，有一席之地。

当然，除了写字作诗，还可以静坐，当然也可以刻印。刻印笔写字更容易出汗。刻印之际，有石粉扬起，所以更不能见风，要更大的耐力，因为要憋住，最终也更见乐趣。酷热难忍之际，光着膀子刻印，确实是快事。如果印人没有体会过，人生势必有些遗憾。书印创作，酝酿情感，正襟危坐，凝神屏息自然重要，但也只是人生的一种状态。人有七情六欲，各种滋味都要去体悟，才能感受人生百态。就连峨冠博带的“书圣”，曾经也坦腹东床不是？只要自然率真就好。

近代  赵叔孺 叔孺上书 己亥长至

赵叔孺所刻“叔孺上书”乃极力模拟赵之谦，边款字体风格亦复如此。顶款写道：“此石质温润，旧坑大容也，以百文得之三山梅枝古里”，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边款很长：“己亥长至后十日，晴窗无事，寒梅始萼，阅古铜印选，略有会意，信手作此，实余仿汉中之上乘也。自记于闽寓斋。”说学汉印，其实是为了掩盖了学赵之谦的事实。

乔大壮 玄隐庐 壬午长至

近现代乔大壮刻“玄隐庐”边款记：“壬午长夏，壮殴。”这是为“海派”潘伯鹰所作。乔大壮是“黟山派”中承前启后的重量级人物。总体上来看，乔大壮篆刻不以残烂为能事，秉承了黄士陵篆刻工稳遒美的审美理念，同时将黄士陵偶然为之的金文一路化为自身风格，可以参照的范例不是很多，本身就是避易求难之举，其学养之深，无复赘言。

以写字刻印之法度夏，可见文人心性，一脉相承。书家因为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注定在夏天要挥汗如雨。书法创作经验的获得，这个积累过程无法省略。人生需要各种体验。如果一个书家的人生体验很单调，风格必然固化。归结到常理来说，夏天有时就要热一点，冬天有时就要冷一点。夏至时节，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温度适宜，万物生长。绿是自然界的底色，四季轮换，绿意多变，春绿青涩，秋绿混杂，冬绿黯淡，夏之绿最纯、最浓、最炫。夏至乃夏之初，此时的绿更为饱满，层次更为丰富。愿所有的人心中常驻绿色。对于自然四季的体验，说到本质，就是对人生的体验。冷暖自知。

（原标题《鉴赏|夏至时节，古人写字刻印消夏“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