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拂柳，荷香扑面。初夏的北大朗润园典雅明丽，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在她摆满书籍的书房中，接受深圳特区报“读特”客户端记者采访。虽已九十高龄，但她依旧思维敏捷，笑声朗朗。谈及往事今朝，眼底不时闪过着一丝明亮，让人想起那个17岁就从贵阳山城北上求学的活泼爽朗的大眼睛姑娘。

比较文学是很重要的

“我追随前辈，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在刚刚出版的首部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乐黛云教授这样写道。她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乐黛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为了让外国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她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本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

记者：研究比较文学的意义何在？

乐黛云教授：应该说天然地就有个比较的视角存在。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是很不相同的，它们的写法，所体现的人生态度或者是作者想通过小说做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读者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怎么写的，写什么人，我们是怎么写的，写什么人，这都是不一样的，值得去研究。

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各种西方思潮涌进中国，很多人偏好于谈论西方文学而不喜欢谈论中国文学，似乎中国文学比西方文学要低一个档次。您怎么看？

乐黛云教授：对，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喜欢西方文化，看小说也是西方小说比中文小说要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这样做，这样的话中国文化真的就被淹没了，就找不到了，那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但也不可忽视中西方比较，比较文学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讲西方文学的时候，我要捎带点中国文学，我会说中国文学也有这样的主题，中国西方都一起讲。讲的方式不同，深度不同，要求也不一样。

我讲的时候不会空洞地讲什么是比较文学，讲一些教条的东西，而是结合实际地讲。比如，讲爱情主题，既讲西方人怎么谈论爱情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怎么样的呈现方式；也讲中国的，《西厢记》也好，《红楼梦》也好，它们又是怎么样一个方式。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同。我讲比较，就是从实际的事情出发，而不是讲空空洞洞的东西。

记者：研究比较文学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乐黛云教授：不要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西方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中国的就是不如人家的。所谓好坏，主要是与你自己的兴趣，偏好及成长环境有关。

你不能拿西方最好的去跟我们最差的比，对吧？！而且这些也有个人的爱好在里面，有的人就是偏好《西游记》，有的人就是偏好《红楼梦》，这都可能的。而且我们也不光只有《红楼梦》，还有《西游记》，《西厢记》等等，都是很好的作品，只是没有去很好的发掘它。

搞文化的人最怕有架子

记者：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加入中国文化书院，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乐黛云教授：之所以参与，是觉得文化很重要，应该大力传播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几位老先生倡议创办的，我是头一批参加的导师之一。

我认为要把文化普及到所有的人里面去，不仅学生应该懂，而且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应该懂中国文化。那时候都是面授的，导师要当面给学生讲课。说实话，看到学生们来听课，我很感动。比如在湖南岳麓书院讲课时，条件比较差，有两名学员从江西赶来，正好下大雨，他们没雨衣，打着雨伞，浑身湿透了，不敢进教室，就坐在屋檐下听课。晚上没住宿的地方，只好睡在那里。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听课？他们说：过去只知道现代人说了什么，我们想知道老辈人是怎么说的。

记者：文化普及的确非常重要。

乐黛云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当时有1.2万名学员，他们有一定基础，但经济条件一般。学员们这么渴望学习文化，让我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汤一介先生曾希望办一所“无墙的大学”，所谓无墙的大学，就是人人都可以进来，让学习中国文化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可惜没办成。

搞文化的人最怕有架子，文化的本质是沟通，不能只学这个，不学那个，只认同一种，遏制另一种。有了架子，就会影响沟通。

文科教育是塑造灵魂的工作

记者：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我们的文科生太多了，应该大力发展理工科教育。您怎么看？

乐黛云教授：我觉得文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文科教育，就是对一个人灵魂的塑造，你做一个什么样人，你要做什么事，这是塑造人的一个过程，塑造人类灵魂的一个学科，怎么能少了呢？！

我后来总是跟我的朋友说，中文系很重要，文科很重要，千万不能放弃。对年轻人的塑魂是一个根本性的工作，当然也得靠年轻人自己，可是得有人在这方面付出努力。

“深圳是有比较文学的基础的”

1984年秋天，乐黛云教授与丈夫汤一介先生受邀到深圳大学任职：“那时，深圳大学是一个朝气蓬勃、极富活力、美丽而全新的地方，正是有了深圳大学这个基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各路大军才有可能在这里聚集，召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举办了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讲习班。”她说。

记者：对深圳比较文学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乐黛云教授：那就看你们了（笑）。发展比较文学深圳有地缘优势，在那里接触的人很多，各个地方的人都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确在那时候也打下了一些根基。最开始我是在深圳大学中文系当系主任的，北大派我去支援深圳，我那个时候开的课就是比较文学，当然也开了中国文学。时任校长罗征启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对组建比较文学新学科很鼓励。所以深圳是有比较文学的基础的。

我想今天在深圳也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比较文学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也不光是文学，后来比较多讲的是跨学科的研究，它可以跨文学，也可以跨文学和科学。

记者：您在深大中文系的时候还让学生多学一些技能，比如学开车，学英语，是吗？

乐黛云教授：当时深圳特区文化事业刚起步，要培养研究中国文学的研究人才根本不可能。而且深圳是一个讲求实效的地方，我就说中文系可以培养优秀的秘书。

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1988年毕业，1987年暑假我要求学生多学一些技能，让学生交点钱找解放军学开汽车。我还把教学内容也改了，最后一学年大部分课改为英语。因为其他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以后，分配是有保障的，深大当时是不包分配的。我想我们培养的学生的第一目标是高级秘书，如果我们的毕业生会外语，能翻译，会写作，写的字也很好，还会开汽车，那就是能全面服务的秘书，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新的人才培养方向。

关注“大问题”

记者：现在年轻人在今天已不太关注严肃文学了，人们对“大问题”的关注也似乎越来越少了。

乐黛云教授：学术研究是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全部解决，需要持续探索，今天做学问，面对的还是过去的那些问题。至于说现在是不是一个思考“大问题”的时代，取决于你怎么看。你觉得是，它就是。

我对“大问题”依然感兴趣，比如宇宙从何而来，好像近期又有新的、颠覆性的研究成果，我对此就很感兴趣。我们是在宇宙中生存的人，对这些问题，必须要有思考，至少要追踪最新的学术动态。一些“大问题”是不能不想的，这样生活才有意义。

我现在每天看新闻，也很关注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如果不关注这些，你还关注什么？比如最近新闻中巴以冲突，已经死了几百人，多残忍啊。一方死了很多人，必然要报复，一来一往，又有多少老百姓将被残杀？现代战争不像过去，过去战争只涉及少数人，现代战争都是大规模的，更加残酷。对这种事，不仅要关心，还要发声。

我始终坚信，跨文化比较、沟通，会促进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相互了解，最终有利于整体的和平，这是我的信念。如果不是因为坚信这一点，我的所有工作也就没必要去做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

千万别错过好时光

记者：您和汤一介先生携手走过风风雨雨几十年，2014年他去世后，您是不是很长时间都有一种失落感？

乐黛云教授：那当然，（失落感）到现在还有，这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只不过有的人深，有的人浅。我好像老是那样。

记者：膝盖受伤之后您需要坐轮椅了，能适应现在的生活吗？

乐黛云教授：确实，我一辈子风风火火，喜欢东奔西跑，这几年摔了几次，现在只能待在家里，确实不太适应，有点失落，可也没别的办法。我的助理很好，有时候推着我出去转转、走走。

如今北大校园里的花都开了，你们真该去看看，那些花都美极了，千万别错过好时光。

（原标题《著名学者乐黛云：文化需要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