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减少官员饮酒、减少交易费用,根本的办法,还是应该把更多的东西交给市场。
最近,社会学者强舸的《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的酒文化 ——基于县域官员饮酒行为的实证研究》刷屏了。一般认为,官场酒文化始终是负面的形象,那么,严管吃喝之风,如何减少和制止官员饮酒或许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强舸是社会学者,他的整篇论文里看不到经济学术语。但懂经济学的人一看就知道,这篇论文,到处都可以概括为“交易费用”四个字。
交易费用,简单说就是为达成交易而付出的价格之外的费用。举个例子,古代的村霸在村口设个路卡,对外出交易的村民收取费用,村民付出的,就是交易费用。村民不想交费,多绕十里山路躲开村霸,那这十里山路也是多增加的交易费用。现实中,为达成合作所付出的代价,都可以用交易费用来分析。
理论上说,如果大家都少喝酒,对大家的身体都有好处,还能节约公费,是多赢。但现实中的局限条件是:节约了公费,不一定能变成奖金发给个人;少喝酒对身体是有好处,但精神上的苦闷怎么办?
于是,现实中,上级为了激励下级干活,就得陪下级喝酒,下级也借喝酒获得一点精神上的补偿,同级也借喝酒润滑一下工作。县城官员们拿身体健康作为交易费用,以达成上下级、同级的合作。
以身体健康作为交易费用,这交易费用是相当高了。那就有必要问一句:为什么交易费用这么高?怎么才能减少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
例如,由于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乡镇官员要做的非市场化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而县城的委、局,为了用“政绩”证明自己的部门权力应该继续保留,就需要跟乡镇官员喝酒沟通,激励他们做好自己部门的工作。县委书记、县长也同样是基于这样的需求。
而这还只是官员层面的交易费用。老百姓也同样要为那些非市场化的事情付出交易费用。只不过老百姓付出的不是喝酒伤身,而是生存上的种种不便。
现实中也可以看到,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大城市、沿海城市,官员的饮酒文化越轻微;越是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官员的饮酒文化越强。
对于怎么减少和制止官员喝酒,强舸提出了一些办法。例如,治理资源下沉(让乡镇多拥有资源)、明确权责关系。从经济学上看,这些办法都不在点子上。
但是,减少制止官员喝酒,并不等于减少交易费用。只要导致交易费用的原因没变,那么,减少官员饮酒,交易费用就会变成其他的形式。例如,乡镇官员不担风险去改革,同时老百姓也办不成事。
如果仅仅让乡镇拥有更多资源,而没有削减那些非市场化的管制,那么,乡镇官员也不过是把增加的资源用于管制罢了,这无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也无助于老百姓生活的改善。
要减少官员饮酒、减少交易费用,根本的办法,还是应该把更多的东西交给市场。例如,减少文山会海,基层官员就能减少大量的文牍工作;减少管制,县城的部、局要做的事减少,和乡镇官员的关系也就变得简单。
前面提到,农村冬季防火、夏秋禁烧,是乡镇干部的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但农民防火意识不强,是因为那些林地并不是清晰、稳定地属于他们的。如果林地产权清晰,农民自己就会好好防火,哪里用得着乡镇干部那么累呢?
(作者系财经学者)
编辑 周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