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府畸形消费看清初物品需求价格弹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府落败坍塌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长期媚洋的畸形消费造成的。

曼昆的经济学提醒我们，要警惕这种盲目消费，要时时刻刻遵守需求价格弹性原理并规避消费风险。

清初，并不是某些书上所刻意描写的“康乾盛世”，而是“饥饿的盛世”，这些在《红楼梦》中都有忠实的记录和描写。即便是像贾府这样的豪门大户、公卿阶层，也有米不够吃、油无处寻，捉襟见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从贾母、王熙凤等主子的日常高档消费中看贾府，而要看奴仆佣人、丫鬟侍女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处境，这才全面。贾府的主子们每月才几两银子的收入，丫鬟们则每月一两或500钱的报酬，所以积攒起一笔钱来是相当不容易的。可以说，贾府的主人们都没有什么私房钱，宝玉没有，探春、迎春、惜春她们没有，即便是贾母，嫁到贾府六十多年也才攒下不到两万两银子（这还包括她出嫁时的老底子），她最终死后连安葬费支出都没个着落。

看不尽的是贾府的寒碜和辛酸无奈：贾琏为还“风流债”，用尽了手段和心机；作为贾府三小姐的探春想买一些“朴质而小巧”的手工编织品也是攒了好久的钱；贾政的儿媳守寡带一子从不参与交接应酬，寒酸俭朴之至，举府无人不晓；迎春想蒸一碗鸡蛋吃，厨房里就是不给做……不要说贾府了，街坊四邻的光景更差，农村诸如刘姥姥她们更是贫愁不堪，常年在死亡线上挣扎。

但贾府的奢侈和高消费主要在“洋货”上，洋货的买进和支出花去了贾府主要的钱财，其“光鲜”“华贵”正是靠这些东西支撑的。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解释贾府“大有大的难处”则透彻明了，贾府是被奢侈品的高消费给拖累、拖垮的。曼昆指出：必需品的需求往往缺乏弹性，而奢侈品的需求往往富有弹性。就如同当看病的价格上升时，尽管人们看病的次数也许会比平常少一些，但不会大幅度地减少。而当游艇价格上升时，游艇需求量会大幅度地减少。而贾府的主人，主要是贾母和王熙凤她们，却全然不懂得这些，总是要坐“游艇”的。贾母喜欢玻璃炕屏，过生日时粤海将军就送了来，这是“礼”不假，但礼尚往来，那粤海将军过生日或有什么事，贾母不照样要还，而这是要花许多白花花的银子的。玻璃是雍正七年才传到中国的，进口玻璃朝廷不惜血本，造成白银外流。而白银外流就会转嫁到豪门大户身上，转嫁到无数的普通贫苦百姓身上。到乾隆年间，朝廷曾专门下旨，要大家改用紫檀木炕屏，不要用玻璃炕屏，但收效甚微，主要是像贾府这些豪门大户拒绝，他们为了面子和所谓的“门面”而将“玻璃”等域外物品当成死死攥在手上的物品。贾母不但自己追捧洋货，还将洋货在全府里铺开：你瞧宝玉房里的陈设，全是玻璃机括；王熙凤抽的那是从南洋运来的雪茄烟丝；什么“蔷薇硝”“玫瑰露”“虾须镯”“雀金裘”，统统都是洋货。即便贾府后来被抄家破了产，贾母对冯子英上门推销的四件洋货还是眼睛发直，只是实在拿不出钱来才作罢的。那四件东西值多少钱？两万两白银，相当于现在400万元人民币。

清朝前期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实行一种对外商优惠而对本国商人限制的不同待遇，而在制订外商来华贸易政策方面，清朝从最初在迁海时期为澳门葡萄牙人网开一面，即是为了体现朝廷的“柔远之意”。到康熙末期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时， 清朝采取禁止本国海商前往南洋贸易的措施，却仍是本着“怀柔远人”的方针， 维持了西方商人的来华贸易政策，让他们在贸易中肆意渔利。不少西方商人都曾承认：“在广州做生意， 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都更加容易得利”。清朝在制订本国商人出海贸易的政策和管理制度时，依据的是“重农抑商”观念；而在制订外商来华贸易政策和管理制度时，依据的则是“怀柔远人”的思想。

由于“怀柔”西方，对内“重农抑商”，致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长期以来陷入赤贫无助的局面，而豪门大户可以纵情享受西方贸易的成果，但却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贾府就是现成的例子。

按照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市场”和“相近替代品”等都具有需求价格的弹性。然而清初既没有国内的内部市场，也没有广阔的外部市场；而在国内，相近替代品根本没有，也无从查询。所以，贾府对奢侈品的追捧和消费自然要花出许多无辜的银子了。王熙凤千难万难从事资本运作，拿积攒的官银去放贷、放账等等，就是为了满足这种享受洋货的“高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府落败坍塌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长期媚洋的畸形消费造成的。

曼昆的经济学提醒我们，要警惕这种盲目消费，要时时刻刻遵守需求价格弹性原理并规避消费风险。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