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85周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强我中华”的彻心呼吁在刷屏。但是，很少人从日本视角检视，日本是怎样走向侵华战争之路的？日本的“爱国者”、“改革者”是怎样蜕变成战争发动者？

今天读特介绍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莱恩在其《日本史》中的研究，来看看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是如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

激进年代

一战以后，随着英国从中国和印度市场后退，日本企业快速拓展，填补英国留下的空缺，增加在中印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销售，国产商品也开始取代西方进口商品。此外，重工业领域出现新兴企业，从协约国的军火、机器零件、化工产品、水泥、钢铁、造船获得丰厚的利润。从1914年以后，日本GDP每年以9%增长，日本百万富翁人数到1919年猛增115%。

日本制造业逐渐形成二重结构，顶层的是少数财阀企业集团，利润丰厚，获得政府津贴，经理和技术人员西装革履，享受着年薪及丰厚的福利，而为大公司提供部分中间产品的分包公司及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生产者，则处在底层，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人按日计件，享受不到公司住房、利润分红和医疗保健等福利。于是，工人要求改善待遇，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加入工会，用罢工、暴力和威胁、诽谤等方式，要求提高工资，保障最低工资。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相继成立，要求建立“以工人阶级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些青年学生、新的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要求来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在日本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向政客和财阀剥削工人的可耻可恶社会宣战，缩小贫富差距，用革命的手段来治疗日本经济和社会顽症。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是多元社会，左翼激进化趋势明显。保守的日本政府则反对激进，一方面相信日本的未来在亚洲，但又不愿意与亚洲国家合作，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国民党蒋介石的北伐，统一的中国可能限制与日本的商业往来，进而收复满洲地区的主权；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提出的新世界秩序惶惶不安，担心经济强国会统治弱国，“使得后进国家永远屈服于那些先进国家”，因此势必会和英美这些西方国家产生利益冲突。

1929年10月，纽约证券市场崩溃，日本立刻陷入经济萧条泥潭。此后2年，日本出口额下降一半，GDP下降18%，企业投资下降三分之一，大企业开工不足，中等企业快速破产，小企业主纷纷“跑路”，携款潜逃。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承认，日本进入了“国家紧急时期”，对日本的资本主义效率及政府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质疑，寻找新的出路。

“9·18事变”

几乎所有公道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制造“9·18事变”是早有预谋的。上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人在中国已超过了5万人，超过了所有西方在华人数的总数。他们多是外交人员、公司经理和建筑商，大多居住在北京和上海之间的沿海城市。对日本而言，中国在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远超过欧美国家。

因此日本先是经济入侵，按照所谓的《朴茨茅斯和约》提供的条款，宣称日本在满洲具有“特殊利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把中国关东地区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带，占据有利地形，以便切割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作为免受俄国熊的缓冲地带。当时日本有一首流行歌曲，贯注着日本普通人对中国东北的浪漫遐想：“这里是遥远的满洲里，和祖国相隔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同伴躺在这布满石头的狂野下，沐浴着落日的余晖……”

接着，日本开始军事占领。1927年5月，国民党军队推到山东境内时，日本田中内阁从大连派兵2000人到青岛，以“保护日本侨民安全”为名派兵布阵。1928年4月，日本从本土调集5000人的军队到中国，引起中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抵制日货和反对外来侵略的示威游行不断。5月，国民革命军克复济南，日军遂于两天后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济南惨案”，意味着中日迟早要开战，只是日本政府还在竭力掩饰其战争预谋。

1931年9月18日晚，一位日本中尉河本末守小心翼翼地将42包炸药埋好，然后引爆，炸断了穿越奉天（现沈阳）北郊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轨道。他企图在火车脱轨后嫁祸于东北军阀张学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火车在通过那段被炸毁的铁路时，摇晃了几下便通过了。而这位日军中尉，却不慌不忙地向总部发了事先拟好的电报，说与破坏铁路的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不到48小时，日本关东军就占领了东北军所驻守的奉天和长春两座城市，使得这两座城市事实上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日本侵华战争拉开序幕。

少校策划

“9·18事变”的策划者，是一位名叫石原莞尔的军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在朝鲜服役一段时间，然后到中国服役一年，到德国学习三年的军事研究和语言。1925年他回到日本，以少校身份在士官学院讲授战争史。

他用德国军界很流行的观点“布道”：如果下一场战争来的话，必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破坏程度超出想象。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全面动员它的物资、人员和精神资源的能力，才能在这场大浩劫中生存下来。

石原莞尔是一位武士道精神信徒，相信这场灾难性的大决战会在他有生之年爆发。他坚信美国是西方社会的代表，而日本则是毫无争议的亚洲领导者。他认为美日会不可避免地在一场全面的终极战争中相遇，因此日本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以便将来统治东亚，而在满洲里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基地来让日本获取必要的资源和工业能力，是日本获胜的前提。

石原莞尔和“满洲协和会”的追随者们

1928年他设法进入关东军，以“爱国者”的名头鼓吹日本必须控制这个地区。他和一些年轻军官成了好朋友，达成一个共识：只要除掉张学良的势力，并且占领长城以北的地区，就是对日本历史使命做出无比卓越的贡献，“而且将会影响大日本帝国今后100年的发展轨迹”。

1931年春天，石原莞尔认为日军占领满洲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相信经济大萧条中的西方不会干预中国事务，苏联在全力以赴完成其五年计划，蒋介石政权会把注意力放在南部的政权稳固上，于是便怂恿发动了“9·18事变”。而事实也如他所料，国际联盟只表态不承认，苏联没有行动，蒋介石政权不战而退。倒是日本首相惊魂未定，惴惴不安，要求关东军“不允许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关东军的少壮派，对日本军部“不得扩大军事冲突”的命令置之不理，反而把自己的冒险当成“正义举动”加以发扬。随后，他制造一系列小摩擦，怂恿关东军司令派军扩大胜利成果，占领奉天、长春两三天后，便兵不血刃占领吉林，接着是锦州、哈尔滨等城，直至产生把满洲里改造成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的计划。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成为傀儡皇帝。

日本开拓团在满洲

爱国变奏成军国主义

1920年代日本的激进左翼被镇压后，激进的右翼粉墨登场，号召再来一次由天皇主导的“昭和维新”，像曾经的“明治维新”一样推翻腐败无能的政权，建立一个强大繁荣的日本。

“9·18事变”后，日本的广播传来日军在奉天的军事行动，让日本民众兴奋不已。面对国民高涨的爱国情绪，首相也无力管束关东军的胆大妄为。与关东军相呼应，日本国内的100多名平民和年轻军官组成樱花会，对政府的“软弱”予以鄙视，进而提出鲜明的“昭和维新”改革目标：

审视当前社会形势，我们发现高层领导人道德败坏，政党贪污腐化，资本家和贵族对人民大众漠不关心，农村家庭正在忍饥挨饿，失业和经济萧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我们观察日本的对外关系，会发现统治者们为博取外国势力的欢心，置国家的长远利益于不顾，而且对向外扩张毫无兴趣，这说明明治维新后那个时代的积极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我人民渴望一个真正基于民众利益，以天皇为中心，强有力的廉洁政府出现。我们虽是军人，不应直接参与政治，但我们为国家牺牲的决心会随着时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而愈宜彰显。我们将会为了改造统治机构，扩充国家实力而奋斗终生！ 

日本的高层将领再次否决了樱花会的政治主张，解散了该组织。接着便出现一个由学生和年轻农民组成的“血盟会”组织，要通过暗杀行动发誓除掉那些政界和商界领袖，前内阁大臣、商界经理都被“点杀”。1932年5月，一群年轻的海军军官冲进首相官邸，刺死他们标签为“保守”的首相犬养毅，并向首都警察署、日本国家银行、发电站等投掷手榴弹，一张声明在日本快速传播：“睁开眼睛看看你的祖国——日本的现状吧。我们敢问，你能找到一丝对帝国真正热爱的痕迹吗？那些政党正在贪婪地追逐权力和一己私利，那些掌握大企业的家族和政客们勾结起来拼命吮吸日本民众的血汗；官僚和警察则忙于维护腐败堕落的政治—产业联合体。民主岌岌可危，教育腐败透顶。现在是开展激烈革命行动的时候了，起来，同胞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吧！”

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2年的刺杀首相行动，是日本极端右翼崛起的标志，日本的内政外交开始发生180°的大转弯。从此以后，日本老派的政治家退出舞台，政党政治式微，军队和平民政治家以“改革家”和“新派官员”的名号开始介入政治，占据国家各要害部门。他们压制政治多元，努力统一思想，动员人们支持战争。拥护战争的言论，被视为爱国主义；反战的人，则被冠以“不忠诚、不爱国”和“背叛祖国”的人。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出的旗号居然是为了建立“新体制”，要把政权置于专家治国论者和正直廉洁人手中，更为有效地组织国家的经济资源。1939年颁布的《电影法》禁止轻松无聊的色情影片和关注复杂社会问题的影片，制片公司出产的影片应能“提升国民意识，树立公共道德，端正对国家内外政策的理解，以及以其他方式为增进公众福利做出贡献”。

珍珠港被偷袭

日本的激进右翼政治思想和军国主义理念，最终让日本陷入不可逆转的败局。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的抗日武装钳制下，在国民党军队的抗击中，中国战场从1938年底就成了日军的“拿破仑梦魇”，进退不得，陷入泥沼。当军国主义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时，日本对其他假想敌的态度更为强硬，其结果就是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发动战争。其结局也无可避免，向中国鞠躬投降，向美国俯首称臣。

见习编辑 L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