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申遗成功后首次隆重亮相 国宝“琮王”鬼斧神工

7月16日，“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展。本次展览汇集全国9个省市17家文博单位的260件（组）馆藏珍品，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首次隆重亮相。展品中一件迄今为止雕琢最精美、品质最佳、体量最大的玉琮“琮王”，技术高超，可称神工鬼斧，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瑰宝。

此次展览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故宫博物院主办，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杭州市余杭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如根，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成岳冲分别致辞，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褚子育主持开幕式。

展览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到明清时期，贯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通过“引子”“神王之国”“文明传承”“结语”四个部分，完整、系统地反映良渚文明的早期国家特征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科学、全面地诠释良渚文明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贡献和独特作用。同时，武英殿东、西配殿展出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申遗历程，让观众走近五千年前的中国早期文明，并了解今人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努力。

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时期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以玉器为代表的出土物是良渚古城遗产价值的重要承载要素。良渚文化玉器以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雕琢之精，达到了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巅峰。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识身份的成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制度，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以大量玉礼器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集中体现了王者的高贵以及男女贵族的分工，良渚文化所创造的玉礼器系统以及君权神授的统治理念，也被后世的中华文明吸收与发展。

此次展览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传播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追溯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构筑中华文明的标识体系、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当代价值。

展品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出土于浙江余杭反山十二号墓的“琮王”，它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重达6500克。它内圆外方，中部贯穿，四角施刻神人兽面纹。这件玉琮，白玉质，有浅黄色斑，器高一节。边棱处隐起人面像，眼圆，有重圈，嘴阔。用弧线勾画出圆胖脸型的两颊轮廓。头上以阴线刻变形的冠状装饰。知此写实的人物画像，在良渚玉器中是比较少见的。玉琮四面竖槽内上下布列神人兽面图案，尚属首次发现，该图案细如毫发，肉眼极难辨识，被确认为良渚人的“神徽”；而横槽下方则雕有兽面纹，两侧又各线刻一形体夸张的“神鸟”图案。这种神人、兽面和鸟纹的组合纹饰，在同类玉琮中具有代表性。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深沉严谨，对称均衡，以浅浮雕装饰手法见长，尤其线刻技艺，后世几乎望尖莫及。这件琮王从同期出土的器物判断，时间应是良渚文化中期，迄今约五千年。

另有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口径11.7、高7.4厘米，内壁有珐琅胆，刻乾隆御题诗。乾隆在御题诗中明确将此类玉琮看做是汉代贵族车輦抬竿上的饰件，名辋头，是汉代时玉，说明当时已不知琮为何物。而乾隆和工匠们均没有看懂玉琮上的神人纹，在刻琢诗文时将字迹刻反，与外部的神人纹正好颠倒。配上铜胆后的玉琮又有了一定的实用功能，可作为花囊或者香薰，成为了乾隆日常欣赏、把玩的陈设之物。

还有一件良渚文化时期，乾隆题诗青玉光素璧。玉表面满布赭黄沁色，并有深色斑，色彩斑驳。圆周修治不甚规整。一面左侧镌刻隶书御题诗《詠漢玉素璧》：“古色千年穆且沈，肉徑五寸好分三。琢如不限蒲兮穀，執者誰知子與男。何代火炎崑嶠逮（此璧似經火），猶餘霞起赤城含。朱公疑獄分厚薄，常理居然是美談。”乾隆己丑仲夏月御题。另一侧刻篆字“乾隆御玩”椭圆章。该玉璧原为清宫旧藏，清末流散出宫，后被章乃器先生收藏，1954年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编辑 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