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以来,朋党渐兴。文人处身其间,或积极投靠,勇于站队,或随波逐流,裹挟其中,最终害政误国,身家两败。
纷争旋涡中,因为人情牵绊,性格差异,个人恩怨,一般会出现三种不同的行为选择:或陷身搏斗,或反复投机,或脱身远离。任何一种选择都检测着一个人的道德品行,更考验着一个人的处世智慧。
但三种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不站队,论事不论人,论理不论心,清白立身,公正不偏,讲原则,顾大局,最大程度减轻对国家的危害。
反观历史,这类人走得更高,更远;反倒是倾侧无常的投机者往往遭遇灭顶之灾。前者如柳仲郢,仕途显达、功德俱全;后者如李商隐,才高德亏,抑郁早亡。
柳仲郢出身世家,孝友恭敬、清廉守正,仕途也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比较之下,李商隐父亲早逝,又是长子,所以急于功名,急于做官,这情有可原。但他最大的失败就在于违心没有坚守,功德两亏。
李商隐性格早熟,敏感多疑,这必然影响他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
李商隐的前景本来是一片光明。想当年,他应当属于典型的牛党。牛党骨干令狐楚悲怜他的身世,赏识他的才华,从不拿他当外人。招他进幕府,亲自教授他公文写作技巧,还让他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学习、讨论、交朋友。开成二年,他参加科举考试,当年的主考官刚好又是令狐楚儿子令狐绹的好友。不用说,令狐家帮了大忙。李商隐顺利考中进士并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后来又外派为弘农县尉。
但很快,李商隐觉得自己才气高,名声大,这官位也太小了,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出人头地。于是,不听劝告,毅然辞职。
几年后,当他想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再来,武宗会昌二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可惜职位就是个“正字”,品阶比刚刚出道的“校书郎”还低。大中二年,李商隐写信给仕途飞升的令狐绹,希望他援引提拔推荐,但令狐绹没回信。只好自己参加公务员考试,考中了一个官位:周至县尉,可十年前他就是弘农县县尉!
令狐家为什么会从感情上和仕途上断掉和李商隐的链接?这是李商隐个人原因。因为他忙于忽略了起码的道义立场。李商隐中进士后,牛党渐渐失势,李党势力日渐强大。李商隐做了一件看起来很聪明的事:他急于升迁,攀上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不仅成了王茂元幕府的从八品掌书记,还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为妻。
这事很聪明,可惜,亏德失义,是笨招、昏招——因为王茂元是李党的骨干。李商隐的小聪明让自己跳进了道德牢笼,无法自拔:在牛党看来,令狐家对他恩重如山,他却背恩、背叛,是败德;在李党看来,他是牛党的骨干,今天能背叛牛党,迟早会背叛李党。如此骑墙投机,李商隐把自己搞成了两不靠:牛党憎恶,李党讨嫌。
柳仲郢同样身处牛李党争的白热化阶段。但他不偏不倚,不阿附,不骑墙,持理守正,在道德上获得了两党的一致认可。柳仲郢是牛僧孺的老部下,深得其欢心。但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不偏袒,不罗织,循礼守法。以至于李德裕都认为他公正无私。不仅没有生出嫌隙,反倒保举他当上了位高权重的首都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
更可贵的是,柳仲郢身处党争旋涡,能做到不丧心,不亏德,不违良知。当李德裕死于贬所,家中没有经济来源,穷困异常。柳仲郢担任盐铁使,马上将李德裕堂兄的儿子征为推官,管理苏州一带盐运,让他领工资养家活口。
宰相令狐绹不干了:你凭什么要帮老对头?柳仲郢写信解释:李家已经人死财灭,你总得给别人留条后路。我受两家的恩惠,但绝不能谁倒了就踩谁,谁上了就捧谁。要那样,我还能取信于谁呢?令狐绹看完信,理解了他的苦心、善心。
反观李商隐,节度使岳父王茂元去世,回到长安谋发展,发现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四处碰壁,只能客居荥阳,艰难度日。哪怕他才高八斗,名闻天下,也没人敢用他,更没人愿意提拔他。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一代诗人李商隐抑郁而终,享年46岁。
今天,仰望大唐盛世的浩大天幕,李商隐无疑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星斗,炫目迷人,名传万世。但一代诗人的现实悲剧也说明功德不可分,先有德,后有功。急功近利,阿附求荣,丧失的不仅仅是人格,还有立场,最终丧失的就是人生机遇和终生幸福。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