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很懂得用物质利益原则管理企业,激励和安抚员工,做到了东家、掌柜和学徒、小伙计们和谐相处,同舟共济,使企业运转自如。在明清两代500年的历史进程中,尚没有发现由于物质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导致企业失败的案例。山西商人成功靠的就是他们独特的薪酬制度。
辛金制是晋商常用的一种工资制度。晋商兴办的各类企业,对职工都是包吃包住,在这个前提下才讲辛金的。辛金与薪金不同,辛金即辛苦钱的意思,其内涵与薪水不同。薪水,是指有关水火等日常生活条件,即包含着伙食、衣着等费用,而辛金则不含这些。
晋商对员工一般实行年辛制度,按年发放。晋商的辛金等级多,级差也很大。年辛70两及以上者,是企业的高级职工,所以每级相差10两。年辛68两及以下者,是企业的中、低级职工,每级只相差2两。因此,一个职工自进企业的那天起,为多挣钱,就高位,就必然会萌发出一种竞争意识,努力做出成绩,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高级职工与中、低级职工的辛金级差过小,既不能匹配高级职工的才干,也不会对中、低级职工产生激励。这对企业发展是有害的。
再者,就是“顶身股”。山西商人见面时,常问的一句话就是:“顶几厘生意啦?”换成现在的话就是:“收入几K?”。晋商给年辛金达到70两的高级职工顶上身股。而“顶身股”也有差别,从一厘至十厘,有十个等级。身股的分红往往要超过年辛的十倍至数十倍。在实施顶身股时,山西商人能坚持“贤者多得,不贤者少得”的原则,力戒论资排辈评定辛金和顶身股。有一个叫协成乾的票号新招进一个年轻的干才,一进门就拿到总经理100两的辛金。众人侧目,叽叽喳喳。老板哼唧:“谁有他的才干和神通,这100两白银,我也给!”还有一个叫大德通的票号,职工王振铎身股是5厘,而高钰是3厘,说明王振铎比高钰进公司要早。但经过一段时间历练,高钰脱颖而出,老板给高钰由3厘调到了一股,而王振铎也只是作了些微调。
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这样,掌柜和伙计不用承担本金风险。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票号,对起过重要影响或创造巨大利润的掌柜伙计,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享有身股者去世之后,票号依然会给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这种身股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密绑在一起,从而能更有效地激励伙计们的工作热情,并持续在东家工作。
定应支"红利。山西商人的企业,差不多都是四年一个账期,才实行结账分红。为使顶身股者及时得到实惠,他们又想出一个"按身股若干实行年度预支红利"的办法,这种预支叫做"应支",而且不断增加它的份额。与"顶身股"相对应的,还有"故身股"。晋商开办的公司、店铺,用工都是终身制,为此专门规定:凡在企业服务而病逝者,均按生前顶身股数额,分别享有不同年限的分红权利,叫做"故身股"。故身股规定很明晰:"号伙故股,一厘至三厘者以三年结算,四五厘者以四年清结,六七厘者以五年清结,八九厘者以六年清结,一俸者以七年清结。生意亦一俸,当领袖(即总经理)以八年清结。如有俸股,请进未有四年而故者,一厘至五厘二年,六厘以上者三年清结。"等等,可谓翔实具体,周到全面,反映出晋商的人文关怀之心。
衣服津贴。晋商称之为“衣资”,是按照职工职务的不同而设立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衣资的数额也有所增加。如大德通票号就规定:分号经理,光绪十年(1884年)衣资每月2两,光绪十四年(1888年)增为3两,到了民国10年(1921年)增为每月6两。仅以每月2两计算,一年共24两,等于年辛70两的34%还多。这和我们现在一些公司给员工发放工作服毕竟不是一回事,那是要拿出真金白银的,而且要月月支付。
山西商人的辛金等,和现在讲的“薪酬激励”是相通的。要办好一家企业,做好一间公司,就必须重视和关心职工的物质利益,给予职工合理的报酬,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他们赡养老人和负担家口的物质耗费。古话讲财聚人散,财散人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何在企业主和雇员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财富分界线,我们或可以从晋商几百年的薪酬实践中找到答案。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