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名文化解码
刘云生
2019-05-21 14:17

地名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地理现象的客观再现,更是一种文化理念的注塑和结构的形塑,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是能动的符号系统。

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理论,命名也属于一种分类,是控制或然性,增强可能性,强化确定性的必然手段,语言藉此获得抑制、限制、消除事件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功能。

地名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地理现象的客观再现,更是一种文化理念的注塑和结构的形塑,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是能动的符号系统,涵摄了“本地人”对自我所在地理位置、社会地位、文化传承、自然风物的积极认知、美好愿景与合理想象。

岭南地名根据其文化功能,可以简单做如下界分。

注记地理。地名的首要功能是标识定位,看似具有写实性,实则属于一种自我定位而非单纯的地理定位,是“我的位置”而非“物的位置”。岭南地区水系发达,“涌”(河汊)、“氹”(水塘)、“沥”(小河汊)、“滘”(分叉的河道)多用作地名。以“涌”命名者随处可见,如霞涌、涌口、东涌、麻涌、福涌等等。又如“圳”,从土从水,客家话特指田边水沟,“深圳”即由此得名。

此外,岭南城市多面海,山海交接处、入海口、邻(淡)水口处多称为“门”。典型者如江门,系西江、蓬江合流处,江南烟墩山与江北蓬莱山对峙如门,故称“江门”。

固化历史。地名不仅固化场域,还固化历史。秦末天下大乱,驻守南雄的梅绢由南而北,平粤北,攻长沙,下荆州,直逼武关,破秦有功,受封十万户。后与刘邦夹击项羽,又封二十万户。其早期食邑即更名为梅州,水域为梅源,山溪为梅溪。“惠州”本名“祯州”,宋真宗天禧年间为避太子赵祯讳,改名“惠州”,延传至今。肇庆,本名“兴庆府”,后因与西夏首府重名,广东转运使燕瑛为珍惜国体,上书请改名“肇庆”,宋徽宗政和七年可其奏,遂有今名。

第三,传承文化。自秦以后,岭南地区百族杂居,和平共处,向以开放、包容知名,各种信仰、多元文化并存无碍。唐贞观二年,于今日佛山发掘三尊佛像,信众就地修复古寺,地名随之改为“佛山”。西晋末年,粤西处士潘茂名炼丹修仙,医治百病,以石船救民于水害,故隋开皇十八年立县,名为“茂名”。释、道二家外,儒家文化影响更为巨大。如荔湾区有地名“半塘”,后因该地文脉不昌,为激励后代子孙一心向化,博取功名,遂修造文塔,兴建塾学,因官方学宫有水池形如半月,名曰“泮水”,因改村名为“泮塘”,又称“泮溪”。

第四,描摹风物。考稽邑志,东莞于东晋咸和六年立县,初名“宝安”,盖因其地枕山面海,山辉泽美,且多产白银,官民富乐。后因其地河海交汇,咸淡相兼,盛产莞草,且位居广州之东,故唐肃宗至德年间更为今名,又称“莞城”。今日南沙区临海口原为浅海滩涂,原属东莞、香山交界水面,道光十八年东莞明伦堂承头围垦,欲于汪洋巨浸之中,开辟万顷沙田,因名之为“万顷沙”。

综上而论,地名一般都传承连贯,指向明确,但岭南地区地名还必须注意两个特殊性。一是处于多方言区,很容易导致地名的误读误解,出现齐格蒙特·鲍曼所谓的语言矛盾性(ambivalence)和各方言区语义的“不相洽”(inadequate)甚至对立。显例如澳门今日多称“Macau”,广府文化区以粤语解读,成为难以出口的“脏词”。但根据有关学者考证,澳门虽然在清代隶属于广州府香山县,但一直是闽南、潮汕、广府渔民的集散地,其时其地,妈祖信仰最为普遍,作为文明象征的妈祖庙亦最早建成。“Macau”之名实为闽南语“阿妈阁”的省称和转音,不能以粤语妄加解读。二是岭南地区千年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不仅要承受地域歧视和军事征服,还得承受语言暴力的统治。按照布迪厄的理论,军事征服属于“硬性暴力”,语言则是“软性暴力”,二者在岭南地名中都有所体现,此前大量出现的“镇”“定”“化”“平”“绥”“靖”“宁”等显然是以军事征服为背景并以地名彰显武功武威。此种地名今时尚有留存,如清远郡,始设于南朝梁天监年间,意在清绥远方,显示了语言分类中的排斥、压制、打击功能。

(作者为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李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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