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系列，多年前西方人想象中国的方法

图为庄士敦（左下）和十四岁溥仪（上右）溥杰（上左）以及婉容的弟弟润祺（上中）的合影。

“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教授提出的这个新命题犹如投入学界的一枚石子，若干年来总能不断在头脑中激起思想的涟漪。东西方交往在人类演进过程中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全球化时代以后，为这种文化交往提供载体的是现代化的飞机、轮船、火车、光缆，还有看不见踪影的无线信号；全球化时代以前，承担相同的任务的，则是那些牵着骆驼和马匹，行走在漫漫黄沙古路上的东西方旅客和商人。长久以来，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过。站在世界东西方两端的人们遥遥相望，凭借远方传来的些许信息，朦朦胧胧地构建着关于对方的想象，随后又让这种虚幻的相像以“知识”的名义现实地对自己的生活施加规训。历史上的东方和西方就如同两个巨型轮盘，一条条陆上和海上通道则仿佛连接两个轮盘的传送带，任何一头儿的风吹草动都将在另一头儿产生连锁反应。可以这样说，离开东方，西方就不会是现在的西方；离开西方，东方也就不会是现在的东方。

自从公元前5世纪，享有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在自己的书里提到遥远东方有个名叫“赛里斯”的神秘国家，西方人便开始以“中国”为题不断地进行着“故事新编”，似乎永远也没有讲完的时候。这些没完没了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有的主观，有的客观，有的比较真实可信，有的则完全荒诞不经，然而，它们却都可以被视为历史，既是西方人撰写的关于中国本身的历史，也是西方人想象中国的方法的历史。

“历史”在英语中被称为“history”，这个单词最初是由2部分组成的，即“his”和“story”，字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他的故事”。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历史可能真的就跟故事差不多。客观发生过的事实当然只能有一个，以这个事实为原材料的故事却可以不断“演义”，说过来说过去，永无休止，就好像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笔下那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罗生门”。白纸黑字写成的历史似乎就应该客观、真实，按照这个标准，给那些“他的故事”打上“对”或“错”的标签，对讲故事的人表示赞同或反对，这是处理历史“罗生门”的常规思路，却不应该是唯一的思路。

打个比方来说，中国古人曾经坚信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还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绘制了很多想象中的地图，撰写了类似《山海经》这样天方夜谭的史书。今天的我们固然可以打着“科学”的名号，把这些东西贬斥为愚昧落后、封建糟粕；却也可以换个思路想问题，琢磨琢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崇尚天人合一的我们的先人又如何在这种世界观烛照下燃烧出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这也未尝不是处理历史“罗生门”的一种思路——知识考古学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西方人杜撰出来的中国故事哪怕再荒谬，作为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作为一种在西方世界获得普遍接受的“知识”，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连续推出“亲历中国”系列图书，就是想通过尽可能原汁原味的西方人描摹中国的文字来展示他们眼中中国形象的变迁史。站在知识考古学的立场上，向中国读者展示西方语境中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中国形象，帮助中国读者梳理和体悟西方人理解、处理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更清晰地认识西方，同时也能更清晰的认识自己。今年“亲历中国”推出了第二辑，这3本书集中聚焦晚清中国这个东西古今大碰撞的巨变时代，《从北京到曼德勒》专注于至今仍然笼罩着神秘气息的中国西南地区，《慈禧太后》聚焦以慈禧为核心的晚清宫廷，《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则通过作者的行走轨迹将中国西南风土人情和紫禁城内的风云变幻串联起来。3本书各自独立成书，放在一起又能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相互对话，甚至互相拆台，从而为读者了解晚清历史和相关人物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

《从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英］庄士敦 著 曹磊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从北京到曼德勒》的作者庄士敦凭借清末代帝师的独特身份，还有那本1980年代以来再版过多次的《紫禁城的黄昏》，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不过很少有人知道，31岁的庄士敦在1906年1月决定逃离琐碎的日常生活，来了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次旅行以北京为起点，他沿着当时刚刚通车的平汉铁路南下武汉，然后乘船取道长江三峡上溯入川，离船登陆后先在四川省内游历，朝觐峨眉山，再从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康定市进入藏区。庄士敦当年走过的这条路线跟现在很多“驴友”的路线惊人吻合，而他当时见过的人和风景，比如手握生杀大权的藏族土司，鼠疫横行的死亡峡谷，还有当时仍处于原始母系社会的神秘纳西族，却已成为身处现代的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过去。

《慈禧太后》 ［英］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 著 曹磊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慈禧太后》的作者萨金特以记者身份长期驻留北京，他无法像庄士敦那样天马行空，对中国的了解往往也需要依靠二手材料。作为那个时代西方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萨金特凭借二手材料构建出来的慈禧形象虽然难免那个时代西方人特有的偏见和狭隘，却也可以让“身在此山中”的我们获得一种“他山之石”的别样感受，从固化的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换个角度审视慈禧这位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独特女性。

《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 ［英］苏珊·汤丽 著 曹磊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的情况跟《慈禧太后》正好相反，这本书的作者苏珊·汤丽属于历史上少数几个，甚至可能是唯一受皇帝和太后邀请，走进紫禁城做客的西方女性，她不但跟慈禧平起平坐，还在一个碗里吃过饭。1902年初，苏珊·汤丽随同被任命为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丈夫沃尔特·汤丽来华，首先游览了上海、南京和武汉，拜访晚清名臣张之洞，然后乘坐最传统的中国帆船，由最地道的三峡纤夫牵引着沿长江上溯，领略沿途风光，最后才辗转来到北京上任。苏珊·汤丽在北京待了不到1年时间，活动却安排得紧锣密鼓。这位公使夫人受慈禧之邀参观过紫禁城和颐和园，享用了御宴款待，在北海太液池上荡过双桨，到庆亲王奕劻家当过座上宾，做西餐招待过恭亲王奕訢长女荣寿固伦公主，观摩过李鸿章灵柩启程回老家的仪式，听过雍和宫的喇嘛念经，还忙里偷闲游览了北京城内外的名胜古迹，她既逛过前门大街，也串过小胡同儿……折腾到1903年底，这位公使夫人才跟着丈夫卸任回国。1904年，回到英国的苏珊·汤丽把这些无法忘怀的中国往事化作文字出版，引发西方世界的追捧和热议。

粗算起来，《慈禧太后》《从北京到曼德勒》和《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都已是年过100的高龄老书。100年时光沧海桑田，庄士敦、萨金特和苏珊·汤丽这三位曾经讲过“中国故事”的西方人早已随风而逝，化作历史的尘埃，然而他们留下的故事却依然会被今天的西方人讲述、解读，乃至站在新的立场上“故事新编”，成为他们跟中国打交道的基本参考和依据。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多了解、了解自己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到底被别人打扮成了什么样子，这对如今身处全球化浪潮里的我们而言不无裨益。

编辑 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