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谭 | “大字之祖”《瘗鹤铭》

焦山《瘗鹤铭》摩崖拓本

镇江焦山景色旖旎，人文荟萃，自古以来是文人骚客心驰神往的游览胜地。1988年，焦山碑林与摩崖石刻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摩崖石刻《瘗鹤铭》堪称书法艺术的瑰宝，在我国金石书法史上显赫无比。

据文献记载，《瘗鹤铭》原刻在焦山西麓石壁上，高8尺，宽7尺4寸，铭文自左而右计12行，行23至25字不等，共170余字。《瘗鹤铭》自刻琢以来，屡遭雷击而崩落江中。南宋淳熙年间，有一块20多字的刻石从江中被捞起，后竖立在原处，人们因此慕名前往观赏摹拓。明洪武年间，又有刻石坠入江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闲居镇江的原苏州知府陈鹏年募工再度从江中打捞而出，计5块90多字，后粘合为一（高2.35米，宽2.04米，分左上石、左下石、中上石、中下石、右上石），移置焦山观音庵。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游历焦山时摩挲古刻，见《瘗鹤铭》“剥落甚多，难成句读”，即令人重书《瘗鹤铭》，勒之于石，而将原刻石移嵌于焦山定慧寺壁间，建亭予以保护，并亲书《题瘗鹤铭》诗：“漫漶全文惜湮灭，重书图驻脆中牢。”

“瘗鹤铭”者，意指埋葬仙鹤的铭文。据北宋董逌《广川书跋》、清汪士鋐《瘗鹤铭考》和王昶《金石萃编》记载，其内容为：一个化名为“华阳真逸”的人在华亭（松江古名）得到一只仙鹤，后随他云游四方，不料在朱方（镇江古名）仙逝，主人收敛其遗骸，葬于焦山之下，立石旌事，篆铭不朽。然而，铭文只写甲子，不列朝代；只书其号，不具真名；托名仙侣，未著撰书年月，令后人对其作者猜度不已。

《瘗鹤铭》在唐代还未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宋代才引发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围绕它的书写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对《瘗鹤铭》推崇备至：“瘗鹤铭者，大字之祖也”，推论“断为右军（王羲之）书，的确使人不疑。”但是，不少学者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将王羲之的经历与铭文中的干支相对照，晋成帝成和九年甲午岁，王羲之32岁，不太可能自称“真逸”。宋代欧阳修即指出，其笔法不像出自王羲之之手。书家们各抒己见，提出《瘗鹤铭》的作者或是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王瓒等。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是陶弘景所书。宋人李石在《续博物志》中最早提出这一观点，此后宋代黄伯思、元代马子严、明代王世贞、清代顾炎武等纷纷附和，当代书论家也普遍持此观点。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士，南朝齐梁时代丹阳秣陵（南京）人，著名的道学家、医学家，工草隶，尤擅行书，骨体遒媚，别作一家，时称“与萧子云、阮研各得右军（王羲之）一体”。陶出身士族世家，远祖是三国时期“三让徐州”的陶谦，祖父陶隆善和父亲陶贞宝均为书法名家。陶弘景5岁学书，20岁已读书万卷，得齐高帝赏识，官拜左卫殿中将军，后解官归隐句容茅山华阳洞，创立“茅山派”，自号“华阳隐居”，晚号“华阳真逸”，世称“华阳真人”。陶早年与梁武帝萧衍交游，萧称帝后礼聘不出，但每有征伐或书法鉴赏事，多与陶商讨，故又被人称为“山中宰相”。陶弘景生前有驾鹤升天的理想与追求，他为仙鹤立石旌事，发出“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的感叹，并“爰集真侣，瘗尔作铭”，与其身份是极为相符的。

《瘗鹤铭》的内容不足为道，但书法意态雍容，格调高雅，自发现以来，历代评价极高。黄庭坚诗曰：“大字无过《瘗鹤铭》。”宋曹士冕《法帖谱系》说：“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清翁方纲赞誉：“六朝诸家之神气悉举而贯之”，“兼上下数千年之字学”。清刘熙载《艺概》称颂：“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事实确乎如此。《瘗鹤铭》就崖而书，依山刻石，随形就势；字体厚重高古，萧疏淡远，虽为楷书却兼具篆隶行的意趣与笔势遗踪，雄健凝重，韵味深沉，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六朝气息，行之疏密，字之多寡和大小皆不雷同；字形或大或小，简约古拙，苍茫浑朴；结字错落参差，率真自然；用笔劲健挺拔，圆笔藏锋，举重若轻；结体宽博舒展，上下相衔，方圆并用，极尽变幻，如仙鹤低舞，仪态万方，字如其名，表里一致。

《瘗鹤铭》对后世书家及类似风格书法的流传和发展影响卓远。黄庭坚书法笔势雄浑，骨体豪放，一撇一捺皆有《瘗鹤铭》的气韵。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隶楷结合，深受《瘗鹤铭》的熏陶。日本书法家良宽认为，日本书道的进程，颇受《瘗鹤铭》高雅品格和内在精神的影响，焦山因此被日本书界称为“书法之山”。显然，与洛阳《石门铭》齐名、有“南北二铭”之誉的《瘗鹤铭》，无疑是后人学习书法的重要范本，其艺术价值之高不啻稀世珍品。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