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从古文大家新文化运动战士

钱玄同

提要：

流传广泛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是钱玄同对旧文化的斥责。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一，《新青年》开风气之先成为一座文化坐标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科学与民主，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因此论及五四，必须提到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必须提起那本曾经风靡全国，其影响力延续了一个世纪，成为一座文化坐标的《新青年》。

这本杂志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1915年9月15日，他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其所涉皆是国家存亡民族振兴大主题，有鼓吹法兰西文明，称其象征有三：人权、生物进化和社会主义。有论述民本主义，称“国家者，乃人民集会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近世“民主的国家”，才是“真国家”；专制的国家是“民奴的国家”，是“伪国家”。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

当时，中国正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靠一本杂志来振兴固然不太可能，但是唤醒民众，激励人们投身这个大变局，《新青年》可是开风气之先。1915年9月17日，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革故鼎新先从的文学改良开始。胡适一纸《文学改良刍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独秀紧随其后的战斗檄文《文学革命论》，更是“山鸣谷应，风起云涌。”1917年9月，由美国回国的胡适来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年26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次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努力下，《新青年》从四卷一号开始改为北大同事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共有三卷十八期。轮值编辑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等，个个都是当时风云人物，皆一时之选。

《新青年》固然需要领袖级的人物，但更需要一大批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钱玄同就是这样的战士。

现在许多人不太知道钱玄同是谁，但知道“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玄同正是他的父亲，在一百年前，古文学家的钱玄同可是声名远播的新文化运动战士。

钱玄同先于陈独秀执教于北大，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因新文化运动而志同道合。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

其实钱玄同是古文大家，何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士？1906年，钱玄同赴日本留学，拜在他所崇拜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门下。章太炎是革命家，也是复古家，钱玄同更是个变本加厉的复古派，他以为复到汉唐还不够，最好复到三代，愈古愈好。1916年袁世凯称帝，彻底击碎了钱玄同的复古梦，他改名“玄同”，变身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革命者。

二，从旧文化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极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给陈独秀去信说：“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先生之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流传广泛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是钱玄同对旧文化的斥责。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为欣喜，立即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当初，文学革命只是一种倡导，如何形成一种影响全国的运动还有许多事要做，其中造势很重要。扛起“白话文学”旗帜就是一种很好的切入点。有了这面旗帜，文学革命才会在学界震动起来。

正所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同时存在一样，革命与革命对象也是相辅相成，旗帜树起来，既需要有呼应者，也需要有反对者。《新青年》 这边搞得热火朝天，可是被批判旧文化一方却按兵不动，钱玄同与刘半农想出一招，由古文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扮演旧文化的代表，维护旧思想的地位，而刘半农则对其一一批驳，形成双方交战的激烈场面，从而使文学革命势力愈演愈烈。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历史上著名的双簧戏。

三，新文化运动历史上著名的双簧戏

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并列刊出了两封信件。一封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致新青年诸君子》。全信以文言写成，故意以一个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说话，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通篇攻击新文化人，谩骂他们的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攻击他们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刘半农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逐一予以了批驳，并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在两人的交战中，躺着中枪的是“假想敌”林纾。刘半农讥笑林氏翻译的外国名著虽然数量很多，却没有什么价值。作为清末民初的桐城派古文大家，林纾是公认的晚清“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挑选林纾充当假想敌影响自然也大。

林纾莫名其妙地被拉进了骂战旋涡，终于按捺不住，跃身上阵。林纾不仅直接写信给蔡元培要求校长主持公道，还通过撰写小说来痛骂新文化人，对于推行白话文的主张，他痛心疾首，危言耸听地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没想到，这正中那帮“新青年”之下怀。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中向整个社会表明他对新文化运动支持：“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蔡元培执掌北大影响后世的一面旗帜。

有了蔡元培的加入，原先只是囿于学术界的思想分歧，顿时闹得满城风雨、众声喧哗，成为大众关注的公共事件。《新青年》新文化主张也因此风靡一时。

当然，事后看来，林纾虽信奉桐城派，但他也是近代中国文学改良运动先驱者之一，先后翻译了两百多种西洋文学名著，比较早地尝试过用民间语言丰富文言的可能，影响一大批青年学子，他甚至在他朋友林白水等人创办的《杭州白话报》上开辟专栏，作“白话道情”，并不是如《新青年》批判他那样死守旧文化，他只是希望人们不要放弃古典文学作品，要汲取古典文学营养，这样才能写好白话文。他主张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不要刻意将文言文彻底消灭掉。但是，在当时那个守旧为主的时代，这样温和的建议也会被视为大义不道，视为阻挡新事物的顽固势力，《新青年》主张文学革命，要冲破旧的牢笼，有时难免矫枉过正，无所不用其极，就像钱玄同当时主张废汉字，“人到40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的激烈言论一样，现在看来不再有人提及。一百年后，我们不能再用当年的眼光看待那段历史，平和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应有的态度。

编辑 张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