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走学费后猝死，到清华大学教师被诈骗1760万元，近段时间，电信诈骗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9月2日，10多名各级人大代表与我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三大运营商代表召开座谈会。代表们的共同观点是，电信诈骗频发生，监管漏洞是帮凶。要堵上这个“漏洞”，需要多部门联动。

今年深圳市信息诈骗立案过万宗

根据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今年以来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立案1.1万宗，较去年同比立案数有所下降，也是10多年来的首次同比下降。与近年深圳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每年增加20%至30%的幅度相比，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不过很多信息诈骗并没有立案。”来自南山区的人大代表吴红霞今年8月初就有一次被骗的经历，银行卡被分次划走了4900多元。因为没有达到5000元的立案标准，加上追查困难，案件不了了之。令她气愤的是，当晚她打一直拨打市公安局反信息诈骗中心电话，却一直没有打通。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调查，吴代表的手机可能被骗子用技术手段“呼死”。建议发现被骗后，如果电话反复拔不通，可以换个电话打。另外，针对市公安局反信息诈骗中心人员不够的难题，近日市公安部门已加派了人手，接电话人员由原来的10多名增加至35名。同时，该局还正在建立反信息诈骗的网上举报平台，“如果某个电话举报超过一定数量，我们就可以将其关停。”

形同虚设的手机实名制

实行手机和银行账户实名制，被视为打击电信诈骗的一个重要措施。运营商和银行都尽力了吗？

在昨天的座谈会上，我市三大运营商都表示，已严格落实相关要求，电话卡实名制的登记率都在95%以上。比如，深圳移动去年就关停非实名制用户100多万。

那么，为什么电信诈骗还这么猖獗呢？运营商们表示，如果是个人将自己电话卡卖给他人，就难以监管。中国人民银行深圳支行工作人员表示也有同样的苦恼，在网络平台，只要花钱就能轻易买到批量银行卡，大部分是些小银行。而深圳因为监管严格，在深圳开户的银行卡反而要价最高，一张要3000元以上。

不过，记者与代表们在座谈会前走访我市的多家报刊亭发现，要购买电话卡，只需要自行登记身份信息即可。“这些报刊亭根本没有查验身份证的能力，也就是说只要一张假身份证就能大量买到电话卡，实名制根本是形同虚设！”一名代表说。

信息泄露犯罪成本低

“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是源头。”市人大代表陈洁说，当骗子能够“精准”地获知个人信息时，诈骗就“防不胜防”。而个人的身份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等等，只要花钱就能轻易买到，这说明我们的监管存在巨大漏洞。

市人大代表孙湧说，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大部分是外包公司做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流动比较大，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就容易造成信息泄露。因此，我们打击电信诈骗，绝不能止于抓到骗子，更应该追究上游犯罪链条，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王征途坦言，信息泄露大量存在与犯罪成本低和维权困难直接相关。首先，信息泄露途径很多，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是某个渠道泄露的信息非常不易。其次，就算认定是泄露个人信息罪，最高量刑也只有三年。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未正式出台，只是在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对个人信息保护做了一些规定，存在大量立法空白。在座谈中，多名代表建议，深圳利用特区立法权，率先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各方信息保护的责任，在保护市民信息安全的同时，为全国提供立法示范。

从巴厘岛抓回一个嫌疑人成本要28万

信息泄露犯罪成本低，而一起诈骗案发生后，立案、侦查、打击难度和成本却很高。

“现在，电信诈骗的犯罪已是集团化、专业化，打击非常困难。”王征途介绍说，许多犯罪分子接受过专业化的培训，有大量可供实施网络诈骗的IP地址，网络改号电话的服务器在国外，而且一个电话号码可能经过了四五层伪装，“顺藤摸瓜”难度很大。

就算锁定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及跨区域、甚至跨境抓捕，抓捕的难度和成本也很高。“去年，深圳警方从印尼巴厘岛抓回39个电信诈骗嫌疑人，最后算下成本，要28万元一个人。” 王征途说。

摒弃“各自为政”才能对抗“团伙作案”

电信诈骗持续猖狂，真的“无药可医”了？“只要给我电信和银行的运营数据，我们公安机关就能破案。”王征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的“表态”也道出了预防和打击电信诈骗的关键问题，即公检法机关与三大运营商、银行等部门要联合互动、信息互通、形成合力。

“犯罪分子都在团伙作案，我们不能各自为政！”全国人大代表麦庆泉在会上表示，他持续关注电信诈骗问题8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4份相关建议案。在他看来，银行和电信部门首先要放弃部门利益，及时补上信息“漏洞”，公安机关要担负起牵头单位的职责，整合打击犯罪的力量，这样才能对抗具有“高智商”、“团伙”特征的犯罪集团。

见习编辑 王行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