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大潮起头 艺文灿烂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座城市，深圳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言而喻。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开始，深圳的发展就和中国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在40年风雨兼程的发展历程中，深圳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改革开放的历史实可谓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的缩影，而其中所蕴含的开拓精神与胆魄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一种进取的象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文艺创作的繁荣，也为深圳美术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深圳从建市初期，就将美术事业的发展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举办了“明清以来广东书画展”“江苏省、上海市中国画、版画联展”“黄胄绘画作品展”“蒋兆和画展”“北京画院作品展”“全国第二届铜版、石版、丝网版画展”等展览，在当时可谓先声夺人。如同其经济改革的探索精神，深圳美术界从一开始就将目光投注到全国范围，从人才、创作和教育几个方面，在政策和经济上连续不断为深圳美术的发展提供动力，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客观而言，深圳美术事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缺乏美术人才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圳大胆引进人才，从当代有影响的国画大家到最具前卫意识的当代艺术家，来自各地的美术家和当地的艺术家一起，为深圳美术创作和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对美术人才队伍的打造，体现出深圳市对于文艺工作的敏感和重视。作为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创作始终没有跳脱开时代和国家的牵绊，没有失却美育和教化的功能，正如张彦远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也如石涛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要求艺术创作随时代不同而变，随社会变迁而变。毋庸置疑，在新时代的环境中，美术创作依然承担着上述重要的文化功能，表现着时代的气息与形象。这样的旨归与意义在此次“深圳美术作品展”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展览三个部分“东方风来满眼春”“开窗放入大江来”“笔墨当随时代”基本囊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深圳美术创作的辉煌历程，在主题、风格、语言等方面，为我们划出了清晰的轮廓。在这个轮廓里，四十年来的无数生动形象，跃跃欲试地跳入观众的眼帘，掀动了很多观众的心灵。在“东方风来满眼春”部分，曾景生的《午餐》，陈宏新的《春日》《春夜》《春潮》《打工妹》以朴实的语言和沉厚的色彩，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渴望知识，渴望发展的急迫心情，这不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吗？这几件作品在风格上显然没有脱离开那个时期特有的特征：色彩单纯，造型质朴，叙事文学化，等等，但毫无疑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和典型特征，以至于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如果说，这样的作品还略显生硬的话，那么1990年代之后，表现主题的画作不论是风格还是语言，都较之以往更加成熟和自由了。李世南创作于1993年《角手架》以墨与线的灵动组合，勾画出新城的勃勃生机，谱写出高昂的节奏感。都市水墨源于1990年代在深圳出现的“城市山水画”。在当时的深圳画院院长董小明等人的促动下，深圳画院邀请国内的水墨画家到深圳来画深圳的都市景观，催生了一批新的水墨画作品。当时参加展览的画家有宋文治、童中焘、李世南、姜宝林、陈向迅、常进、方骏等，他们都是具有深厚传统功底的水墨画家，很少接触过这样的题材。但从他们当时的创作看，已经开拓出不少新意。上述的两件作品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对都市景观的描绘，在新世纪以来的深圳创作中逐渐多元化，不仅题材繁多，且手法也开始多变，如王秋童的《东方之珠》、杨晓洋《建设中的春茧体育馆》《东方巨港——璀璨盐田》、李振飞的《春天的细雨》、深圳雕塑院集体创作的《深圳人的一天》、赵振华的《大芬村的创业者》、尚波的《深圳读书月》等。从这些创作中可见出其艺术语言的个性特征，如王秋童、杨晓洋、李振飞的抽象化语言，潘鹤、赵振华、尚波以及深圳雕塑院雕塑家的写实性语言，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妥帖地表现了深圳城市景观、深圳人的精神面貌和品质。

关于深圳四十年的主题，可以挖掘的深意不仅体现在对于都市景观和人们生活的描写上，还体现于深圳精神的表现上。董小明的《昇腾》、梁宇的《时代之歌——闯·创·窗》、邹明的《巨擘入云天》、王立星的《城市启示录》、 张闯的《2016——街舞》、余澎的《深圳•深圳》等，或以抽象或半抽象的语言，或以象征与超现实的手法，着力表现勇于开拓、永不止步的深圳精神，从都市景观的表象出发开掘出其深意。当然，这样的创作不仅体现在“东方风来满眼春”板块的作品中，也体现在“笔墨当随时代”板块的作品中。并且，这一部分的作品语言上更加多元，内容上更加多样，形态上更加开放，除了传统性的国油版雕外，装置和影像艺术也出现在此次展览中。董小明的装置《半亩方塘》将影像与装置组合于一个空间中，雕塑与影像相互映衬，虚实相生，生发出传统文人画的意象与趣味。应天齐的《西递村图》结合了明清版画和自己的作品，以动画的形式将古与今的图像放置在一个空间中，饶有趣味。相较于装置和影像艺术，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段似乎没有跳脱开二维视觉的桎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表现力的衰落。相反，在不少被视为最为传统的水墨画创作中，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技巧、色调都处在一个无限扩张的结构中，比如梁铨的《蓝山咖啡》、刘子建的《伟丽》、黄孝逵的《楼外楼》、郭维孪的《罗湖2018》等。丰富的内容与自由的语言相互激荡，超越了题材的限制，在各自的艺术空间中天马行空地游走，笔墨的扭动与色彩的冲撞，在线条的牵引下，弥散出氤氲的暖气，在纸本与墨色之间融汇出令人心动的苍莽感。

有意思的是，在“笔墨当随时代”板块，还穿插着一些传统的写意画作品，如王子武的《太白邀月图》、陈湘波的《春风拂羽》、高坤水的《正色迎春》、周凯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等等，这些充溢着文人气息的传统写意画，在展厅中向我们证明传统中国画的价值与意义并没有因为水墨形态的变化而丧失。在“笔墨当随时代”部分，油画也有同样的诉求。与中国传统水墨相似，当代油画所面临的困境绝不亚于传统水墨画，但并没有失去创新的勇气。戈登·沙姆林吉（Gordon Shamulenge）的《公共汽车》、郝强的《琼楼玉宇》、梁宇的《信号·远方系列之一》、路易斯·温托（Luis Enrique Camejo Vento）的《行走的中国人》、王衍成的《天趣·2000》、谢非的《吕梁印象》等，以丰富的艺术语言向观众呈现新的意象。这些油画作品多以融入抽象或意象的形态，来逃脱传统的束缚，在构思时，已经将视角探入到精神层面，使得油画创作的空间被大大拓宽。

深圳的版画实力很强，这得益于观澜版画村的建立和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的持续举办。在此次展览中，可以见到深圳版画创作的多维视角与多样格调。吴长江的《高原之子》、郭庆文的《新山海经之一》、严善錞的《宝山拟古系列》、钟曦的《净地》等，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大大改变了传统版画的形态，语言上，既有细腻入微的刻画，也有粗犷有力的概括。风格上则形态多样，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取向。贴近当代，贴近传统也是深圳版画创作的鲜明特征，多年来，深圳版画家以艺术表现当代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和理想追求，以及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的流变，同时也触摸到了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的脉搏。雕塑作品也是如此，相比较水墨画、油画、版画而言，雕塑作品在数量上最少，但质量却毫不逊色于前者。戴耘的《巴特农神殿的石雕战马》、姜煜的《幸福的一家人》、李万秋的《情歌》、杨光的《未来石》、张树国的《大营救》等雕塑作品，创作视角来自东西方的传统和现实，风格形态各异，虽主题不同，但都散发出浓厚的人文精神，给予雕塑以温情脉脉的血肉之感，并赋予其时代精神，是这批雕塑作品的共同特征。

除了上述两个板块之外，“开窗放入大江来”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40年来，客居或落户深圳的著名艺术家很多，他们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很多优秀作品。同时，很多优秀艺术家来深圳举办展览，讲学交流，也为深圳创作了不少作品。关山月、刘海粟、吴作人、吴冠中、张仃、陆俨少、李可染、李苦禅、刘文西、唐云、娄师白、宋文治、周韶华、启功、欧豪年、朱屺瞻、赵少昂、周思聪、卢沉、张桂铭、冯远、杜滋龄、田黎明、李宝林、卢禹舜、唐勇力、卓鹤君、贾又福、周京新……，这一长长的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画界所有的名家、大家，涵盖各门各派的代表性人物，其作品集中体现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画创作的最高成就。毋庸讳言，“开窗放入大江来”该部分，以国画为主，或多或少显示出深圳美术界和收藏界对中国画的偏爱，这或许稍嫌单一，但如以此为起点，增强其他画种的收藏，则可以想见其更为光辉的未来。

40年前，在这个还隶属宝安县的海边渔村，一座座高楼腾空而起，自此开始了一个传奇的历程。如果说，这是所有当代中国人熟悉的一部发展史，那么还有一部亟待我们观看的历史——深圳四十年的美术发展史，正徐徐展开在我们的眼前。

2019年3月5日

编辑 董雯静